「說法第一」的哲學大師 - 我所知道的牟宗三 吹水

admin 3月前 23


  中央日報長河版要我在其「牟宗三語錄」專欄刊出前寫一篇文章介述牟宗三先生其人其學。眾所周知,牟先生是國際聞名的一代哲學大師。我雖是牟先生的學生,從學于先生十餘年,但對其學問略無所得,不敢贊一辭。好在其學術文章已普遍流傳,不必多所引介,今只就主觀方面說說一己之所聞所感,或許也較親切。  

     民國六十年左右,我師專剛畢業,在台中大坑教書,間從一隱者掌牧民先生問學,掌師曾對我說:將來一定要讀唐君毅、牟宗三的書,這兩個人有天下家國興亡之感,他們的學問是可靠的。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牟先生的名字,那時兩先生的書在臺灣還不常見,掌師是從人生雜誌上看得的,我偶爾也看,但不很懂。後來,我讀師大,恰好牟先生從香港來台大講學,我就去旁聽,也似懂非懂,以一個國文系的學生去聽大哲學家對哲學研究所研究生講的課,當然不免吃力。但我自己鼓勵自己:聽不懂有兩種,一種是講者本身理路未清,故做高深,當然令人莫明其妙;另一種是稱理而談壁立千仞超過聽者的程度,所以難以契會。而我每聽完課總有一種心靈上的震動,總覺得其中似有充實飽滿的東西在閃爍,是我自己不行,把握不到。所以如果暫時聽不懂,不僅不必感到遺憾,無寧要私自慶倖遇此絕學才對。同時有幾位同學一起聽課,都因不懂而害怕,因害怕而放棄了,我卻因為有了那樣的認定,所以愈不懂,愈覺有味,或許因為是初生之犢吧!因此,牟先生先後開了宋明儒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中國哲學問題、中西哲學會通、孟子等課。一連四、五年,也就每堂必到的聽了下來。後來,牟先生回香港,我又到香港從遊兩年,之後,牟先生受聘來東海大學兩年,中央、師大三年,講授中國哲學專題、康得第一、第二、第三批判、現象與物自身、易傳、莊子、圓善論等課程,我也都有幸能一一聽講。並因為感到精采難逢,所以每講皆錄音保存,十多年下來,箱櫃中已累積五六百卷錄音帶。著名的《中國哲學十九講》、《中西哲學之會通十四講》以及正在轉寫中的《莊子齊物論》便都是以我所保存的錄音整理出來的,我在同學中常自嘲為「錄音宗徒」。  

     聽牟先生上課或講演是一大享受、一大考驗。開始時,總是清機徐引,閑閑而來,這時亦步亦趨還可以跟上,但不一會兒開始縱放盤旋,漸轉漸高,彌高彌細,就往往愈跟愈落後,正想提神加緊,忽已戛然而止。兩三個小時不休息的講下來,已然一個主題的完整表述。我有時也幫忙整理講辭,往往就著錄音迤邐而下,即成一篇架構儼然義理煥發的哲學論文,所以我常說牟先生真是「說法第一」。   

  原來其中是有要竅的,記得牟先生有次看我講課,之後,跟我說:「每講一課,只要抓住一個主題,將它裡外講清楚,便是有用,便有可觀,雜駁而概略是不能顯精采的,也不能解決問題。」這大概就是牟先生講課之所以引人的現身說法吧。但聽來好像已經有徑可尋,其實談何容易,我知道如果積學不富、義理不熟、應變無方、意氣不平是難於企及這種境界的。積學如何而可富,義理如何而可熟,牟先生認為第一須用功讀書,第二要能思考,第三要有生命的感應。關於這三點,吾人或可從牟先生治學之精神得到一個典範。牟先生私下談天時,有時會引他一生用功的情形來勉勵學生。最有趣的是他在北京大學讀書時,還曾因為他上圖書館的次數破了紀錄,所以學校特別頒了一個獎給他。牟先生自己說,他在大學時候幾乎天天上圖書館,而上圖書館是早上帶了一個饅頭進去,到晚上才出來。讀書的方式則是用最笨的辦法:地毯式的讀,並且隨手做抄錄,抄錄往往是整段整段地抄,外文則自己邊讀邊譯,翻譯也是整篇整篇地翻。牟先當時在無人指導的情況下研讀《周易》,便是這種方法,他把圖書館中有關周易的書全部一一讀過,一面摘抄即一面構成系統,在其同時也翻讀懷悌海、羅素、維根斯坦等人的書。大三時就綜合會通而寫出了三十余萬字的《周易的自然哲學與道德涵義》一書,而此書,曾被礜為:「化腐朽為神奇」,為周易的研究開出一條新路。   

    牟先生維持這種每天長時間的讀書方式,直到晚年,例如前些年,我曾有幸陪侍牟先生,他已經八十出頭,還看到他每天固定早晨五點左右起床、看書或寫書,直到八點,早餐後略事休息,從十點再工作到下午一點,午餐。那時下午及晚上不工作。但在七十歲前,下午還是坐三個小時的。他說,年輕人,如能這樣在清晨、上午、下午各工作三小時,每天讀書九個小時也就夠了。牟先生不論講學寫書都有明確的文獻可據,言不虛發,筆不苟下,步步為營,確實可信,就是這樣長遠積學所致。此種為學的方法,牟先生稱為「文獻的進路」。牟先生說,「少年要有聰明,中年要有功力,晚年要有境界。」我想,這應叫做「功力」吧。牟先生在其名著《心體與性體》序中有雲:「予以頑鈍之資,恍惚搖盪困惑於此學之中者有年矣。五十以前,未專力於此,猶可說也,五十而後,漸為諸生講說此學,而困惑滋甚,寢食難安。自念未能了然於心,誠無以對諸生,無以對先賢,亦無以對此期之學術也。乃發憤誦數。撰成此書,亦八年來之心血也。」可以見其用功之深謹。   

    其實所謂學問的「功力」,除了要有資料性的死功夫之外,尚須有精密之思考力。牟先生對問題之分析思辨力與學問系統之建構力,得力于少年時之邏輯訓練與西方哲學性思考之訓練甚大,譬如他曾經以半年之生活費購買一部《數學原理》,而且從頭演算到尾,即是一例。所以牟先生的學問不為則已,凡他所觸及的,必是盡其源委,有始有卒,而其表達亦必眉目朗然,條理分明,使人有一種「定則定矣,不可推移」之感。牟先生常說:「我之所論縱使不敢說全對,但如有錯,亦是清楚的錯,而可以供諸客觀的討論的。」學問要做到有「客觀」之自覺。非有平靜清澈的頭腦不可。所以牟先生平時常教年輕人要學邏輯,要訓練思辨能力。認為一個人縱使學知過人雅有性情,但是如果思辨力不足,在學問之追求上往往不能洞見宗綱,知所統緒。甚者假藉「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之說,不免隨意漫衍,了無規範。而遇上時代大問題,更鮮不為情緒所迷亂而妄作。通觀近百年來,中國所遇到的大事,如文化上有全盤西化的矯肆、宗教上有耶教的摻和、政治上有共產唯物的披靡,而知識份子對此所以彷徨失據,大體都可以歸結到失去思辨能力的緣故。思辨是一種「定力」,思不能定,心神必起搖惑。古人說德可以潤身,牟先生更提醒吾人應知「智可以潤知」,古人說「興於詩、立於禮」,隨時興感,固是佳事,但要出現客觀的學問,便須更有一種「立於禮」的心靈,即是理性自我之客觀化。中國古人非無學問,亦非不能思辨,但是其學問之成就及其思辨方法還未能達到自覺而客觀建立的階段。所以每當天地閉賢人隱,文化學術之光,亦隨即折散沉晦,這種缺憾給中國文化帶來極大之危機。現代中國讀書人在西方學術之衝激下,應自我警愓而注意思辨之精確化,並能表之於語言文字,以明確建立學術之軌范,牟先生稱之為「正解、正見」。有正解正見,而後可以有正行,現代的中國人才可以一面重新疏理中國固有文化傳統,以承續先哲智慧,一面面對西方文化,解決時代問題。   

    固然,若徒有文獻的堆積,呻吟呫嗶,不足以成學;而進一步有了精密的思辨,系統的構作,亦猶是外在的形式的學問。牟先生之最足以動人處,尚別有所在,此一層頗難說,這或許即是牟先生所謂「生命的學問」了。尤其中國儒釋道三家之學,皆重「生命」,而屬於「實踐的」學問。所以一個想為中國做主的知識份子更須在自己的生命中憤悱出一種「存在的感受」以開發文化心靈,然後乃可以親切把握先哲德量之怛惻精誠恢闊活潑;而不把此學當作已陳「國故」來糟蹋。要感受到這一層義理之實存,且又能拳拳向慕,則不只是功利計較之聰明所可辦,其生命中亦須有相當之「智慧」才行。智慧本自人人都有,而近世中國人則急於自我作賤,乃至文化智慧一再梏亡,心靈平板浮淺化,而尚自以為得計,要中國文化有前途也難。所以為今之計,首先須把青年人從科學理智一層論中喚醒,而使其心中常「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才可以上通歷史文化之大本而契入中國學問之精神。 

     牟先生悲切悱惻之襟懷,固有來自天生性情者,而在年輕時受其師熊十力先生之提撕也尤多。在《五十自述》一書中,牟先生有一段二十歲出頭初見熊先生的回憶,很是精采,可以透露其中之消息:   ……他們在那裡閒談,我在旁邊吃瓜子,也不注意他們在談些什麼。忽然聽見他老先生把桌子一拍,很嚴肅地叫了起來:「當今之世,講晚周諸子,只有我熊某能講,其餘都是混扯!」在座諸位先生喝喝一笑,我當時耳目一振,心中想到:這先生的是不凡,直恁地不客氣,兇猛得很……不無聊,能挑破沉悶,直對著紛紛攘攘,卑陋塵凡,作獅子吼。我們在學校中,個個自命不凡,實則憧憧往來,昏沉無覺,實無所知。一般名流教授隨風氣,趨時式,恭維青年,笑面相迎,以為學人標格直如此耳。今見熊先生,正不復爾,顯然凸現出一鮮明之顏色,反照出那些名流教授皆是卑陋庸俗,始知人間尚有更高者,更大者。我在這裡始見了一個真人,始嗅到了學問與生命的意味。反觀平日心思所存只是些浮薄雜亂矜誇導譽之知解,全說不上是學問。真性情,真生命,都還沒有透出來,只是在昏沉的習氣中滾。我當時好像直從熊先生的獅子吼裡得到了一個當頭棒喝。使我的眼睛心思在浮泛的向外追逐中迴光返照,照到了自己的「現實」之何所是,停滯在何層面。這是打落到存在的領域中之開始機緣。此後常往晤熊先生,他有一次說道:你不要以為自己懂了,實則差得遠,說到懂,談何容易。這話也對我是一棒喝。……我由此得知學問是有其深度的發展的,我有了一個未企及或不能企的前途。……一般人只是停在平面的廣度的涉獵追逐的層面上,他們也知道學問無限,也知道自己有所不能,有所不知。但他們的這個知道只是故實的、材料的、經驗的、知識的。這種知道實在不能說「前途」的。所以他們都是無所謂的。他們的有所所謂只是炫搏鬥富,他們不承認有德性義理的學問,他們也不知道人格價值是有層級的。……所以他們可以看不起聖人,可以詬詆程朱陸王。這種卑陋無知,庸俗浮薄,實在是一種墮落。可謂全無器識,全不知道學問為何物。   

   此一段文字,真可廉頑立懦,所謂「生命的學問」之何所是,盡在其中矣。個人生命的向上一機,即是民族文化慧命相續之所寄,熊先生牟先生所自然相感相應者,乃由普通所謂學術,進乎「德慧」。而這種「德慧」之承傳,即是自先秦以來中國文化的大統。中國古人言「學」,皆指此一義的學而言,見此謂之「見道」,成此謂之「成學」。當然,此種意義的「學」,不能直接成就一專家之學,但卻是一切專家之學的價值基礎。有此基礎,能為人生立德性之准,為世界開價值之源,這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最本質的所在,即是人類全幅理性之歸穴處。而最能表現這種理性之實的,就是儒家,也可以說儒家即以此種理性之發皇為其本色,這或許是自熊先生以來,凡集中講此學者,被稱為「新儒家」的緣故了。  

     說到「新儒家」,牟先生曾表示,這個稱號是「外面」的人取的,尤其是順著洋人的習慣取的,洋人好分別,把宋明儒稱作「新儒家」,又把現代講儒家學問的人稱作「當代新儒家」,也簡稱「新儒家」。這個稱呼有其方便,也有其麻煩。方便的是它很能切中此中學問本質,「新儒家」當然是以中國文化為本位,而中國文化又以儒家為焦點,簡明地標示出「儒學」在當代並未完全窒息,其實即是表示中國文化之真精神在當代尚有所奮鬥與發展,「當代新儒家」這一詞是可以用得上的。而此詞也會帶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它容易使一些不明究裡的人誤以為「新儒家」是在團聚一個什麼「學派」,甚至是在醞釀一個什麼「教」,甚或以為有人想當「教主」,其實這完全是出於一種不明儒學之本性的心態而來的誤想。    

  牟先生在授課閒談時,常提到一個哲學史上很重要的觀念,說:「儒家」並非普通的「學派」。凡是「學派」,必有一特定的基本主張,或為了解決一特殊問題。而儒家是「常道」,具有「普世」的價值,不是為一時一事而發;而其直通價值根源,下學上達,立人文大本,也不可當作一般的學術主張看。這種觀念,是自古讀書人的共識,就連莊子歷數當時學派,也將儒家另眼相看。只有近世自五四以來,才把儒家平置於諸子百家之列,這是因為沒有人生價值層級的認識,也就是不知人文理想為何物的時代表現。儒家之所以為儒家,完全在於其根本於人性之真實以開發人文理想,所以其本源清澈而志願宏大,近之則完成自我之人格,廣之能尊重人類一切理性之成就,善導一切,成全一切。儒家當然不是萬能,但他「無適無莫」,而願與世界任何文化互信互睦。所以在某一方面說,我們說沒有一種學問叫做「儒家」,凡尊重理性願在人性之常中生活著,便是儒家。而另一方面說,只有能本於此種「人性之常」、「理性之光」,並且自覺之,而為之奮鬥不已者,方得稱為儒家。而一般人心目中的儒家應是指後一義而言,「當代新儒家」,即是當世為此義而奮鬥的人。當然基於儒家志業之廣大,其所表現的面目自然多方,而牟先生即只是其中之一例。有人曾舉第二代當代新儒家之翹楚唐、牟、徐三人,分別就其學問性格而判之曰:唐君毅先生是新儒家之仁者,徐複觀是新儒家之勇者,而牟先生則表現智者之型態。牟先生可以說是將中國哲學推舉到具有現代哲學的建構的第一人。   

    秉此性情以為學講論,則其為人類理性而奮鬥之志願即不容自已,故有所論,必求其公允。不公允,則心不能安。有所擇,必求其精當,不精當,心亦不能安。故牟先生的學問中,有許多前人所未發,亦有許多評時人所不敢評。其標準即在「理性」,合於理性者,讚歎再至,唯恐不及;不合理性者,疾之如仇,必詳為辯難而斥破之,唯恐不盡。雖然都出於學術之真誠,但卻也因直率而遭受許多誤解,以為牟先生好罵人。以我所知,牟先生真是「凡有所譽其有所試」,反之,凡有所評,皆有所由。而且「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既不一味偏袒也非縱情責備。如果對牟先生有較深入瞭解的話,這是很容易從其著作或言談中找到證明的。   

    例如,牟先生歸宗于「儒家」,而其學問的廣度卻不限於古典儒家,對中國的佛道兩家,所採取的態度卻尤異于宋明儒者之辟駁。「佛、道高明」,是牟先生常說的話,他主張儒家不應自絕于高明,儒家固自有高明一面,但亦宜接受佛道之激發,佛學之內容更是出奇豐富,牟先生學問之成就受佛家啟發尤大。他為道家寫了一本《才性與玄理》,為佛家寫了一部《佛性與般若》,而其中所討論的,都是兩家內部最根本最難理解的問題,牟先生曾自詡說「我於道家有貢獻」,「我於佛家有功勞」。不過雖然如此,當做三教分判時,還是歸宗於儒,毫不假借。予奪之間,其精微之處,非讀其書者,實在難於猜測。再如,在儒學的研究中,牟先生一反平常人「朱子集北宋大成」之觀點,而判朱子是「別子為宗」,引起學術界極大之爭議。有人甚至責問牟先生是否與朱子有仇?其實牟先生在書中、在言談中,提到陸象山,就叫陸象山,提到王陽明,就說王陽明,而提到朱熹,總必稱「朱夫子」,因為朱夫子開了另一個傳統,所以很偉大,故須尊之為「夫子」。只不過其學問方向未對準孔孟,所以說他是「別子」,是者還其是,非者還其非,這就是牟先生的是非。最特出的是,牟先生對西哲康得的吸收消化,牟先生是效法中國古人吸收佛教的氣魄而吸收康得的,首先,是翻譯,再來是講論,再來是消化成自己的養分,而有益於中國文化的充實成長,這當然須要極高的識見與長期的投入。即如翻譯一事,康得三大批判,世界上有多國譯本,但獨自一個人翻出三大批判的,牟先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牟先生始終服膺康得,有人認為他是以康得詮釋中國哲學,牟先生說:「正好相反,西方哲學到康得有了極高的成就,但尚嫌一念未透,我是用儒釋道三教提升康得。但康得之好處極多,可以補中國哲學之不足,兩者正好相輔相成。」在中國近代史上,能以如此健康的心態看待西方哲學而卓然有功于中國文化的,比起五四以來諸多抗言西化之名流,牟先生可以說是無憾了。再者至知最為某些人銜恨的是牟先生對宗教的態度,他們認為牟先生反對天主教基督教。其實這是極大的誤會,牟先生說:「除了共產黨外,我從不反對什麼,何況是宗教。」不過,牟先生希望教徒學者能就其所長,在大學裡多講些神學,神學也是理性的,為何不可講?但如要講中國哲學,則應遵守中國哲學之軌道,如實地講,不可以把中國哲學講成神學。如果神學與中國哲學都能講得好,學者的天職即是把學問講好,大家一起來講好中國哲學,有何不可?至於是否講的好,學術自有公論,亦不必強爭。所以牟先生歸納自己的學術性格說:「我只反『反』,凡反儒家者,我必反之,凡反理性者,我必反之。」反「反」,是期待歸於正。歸於正,即是歸於理性,歸於儒家,所以牟先生說:「我們後臺老闆是孔子。」又說:「我這一生可以說是『為人類價值之標準與文化之方向而奮鬥以申展理性』之經過。」凡有理性者,見此,亦可以相視而笑了。   

   民國七十六年,先生七十九歲時,香港大學頒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給牟先生,該校哲學系F.C.Moore博士致推介詞有雲:「牟教授由儒家的心性之學作起點。建立起一套形上學的思想,……此一勇敢而有原創性的思想線索有深遠的成果。在牟教授看來,傳統的儒家道德哲學是內聖之學,但他亦發展出其自己的外王之學,由儒家的起點產生一政治哲學,維護民主政體以及尊重科學,牟教授關於政治與社會秩序的看法實形成其思想之重要部份,蓋因他視哲學為一基本地實踐的學問之故。」又雲:「校長先生,詩人豪芮斯好久前即宣說,人類天才的成就比一黃銅紀念碑更為永久。因此,在我確認牟宗三教授的成就之後,把這位理論與實踐的知識維護者,以其弘揚儒家傳統而揚名於世者,一個經歷過長期心靈前進之人,出身是農家而職業是學者,學問的友朋,生命的愛護者,信仰于幸福與德行者,這樣一個哲學家,推薦給你校長先生,以便贈與以榮譽文學博士之學位。」一般認為這一篇推介詞甚為真切,可以視為國際間對牟先生的公論。前些年,在師大就讀的時候,曾聽戴璉璋教授說:「牟先生是陽明以來第一人。」後來又聽東海大學蔡仁厚教授說:「別人都說我只講牟先生的學問,似嫌不足。其實,我心中所願,只要我真能把牟先生講得清楚就不得了了。」兩位教授都是牟先生早期的學生,也都是我老師,這些話都是在私下閒談的時候提及的,而我亦深有所感。何以故對牟先生有此心悅誠服呢?豈是無端的阿諛?  

    牟先生喜歡下雨天,清爽。喜歡蔭濃濃的闊葉樹,因為它的綠油油。喜歡散步,雖然還沒像康得的準時,但幾乎每天總要走個把小時,這是牟先生的運動,還有另外一種運動是寫書,說:「每天早上起來寫書校稿,就是做手指頭的運動。」喜歡看老戲,不管是平劇還是各種地方戲,有一次看完了戲,說:「憑什麼統一中國?倒不如用地方戲統一中國算了,這是文化所在。」小說喜歡水滸、紅樓,別有見地,說:紅樓夢是小乘,金瓶梅是大乘,水滸傳是禪宗。詩喜歡古調、歌行。尤好陶淵明,以其渾化而不像詩也。詞喜歡納蘭性德。喜歡閒談,仿水滸傳序意說:「人生之樂,莫若于談。談有談的境界,不會談者,書也讀不好。」如果幾天沒學生來談談,就覺悶氣。喜歡下棋,棋力大概在二、三級之間,老來有些退步,輸贏也不在意,說:「反正是好玩。」

王財貴先生82.12.16(中央日報長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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