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商界奇才黄楚九 电影 吹水

compass_zhou 4月前 177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宁波商帮在上海崭露头角、渐成气候的风云岁月。在尔虞我诈的十里洋场,曾经有一颗商界新星在医药、金融、烟草、地产、娱乐业脱颖而出,如日中天,令人侧目。他视商场如战场,其中不少经典案例,业已载入中国现代营销史、广告史、司法史、报业史、药业史、文化史,他就是商界传奇人物黄楚九。靠卖眼药赚得第一桶金
黄楚九名承乾,字楚九,清同治十一年农历三月初二(1872年4月9日)出生在余姚县历山镇桃园村,系庶出。其父黄俞林,为浙东名儒黄宗羲的同宗族裔。
从黄俞林的祖父起,黄氏家族就世代行医,尤以医治眼科疾病出名。黄俞林承继祖业,是余姚县远近闻名的眼科医生。黄楚九的母亲贡氏系二房,从丈夫那里潜心学得不少眼科诊疗手段。黄楚九6岁入私塾读书,自小耳濡目染,跟父母学习中医眼科。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夏天,黄楚九15岁时父亲病故,他随母亲离开家乡到上海。贡氏为了生计,便在城隍庙附近行医卖药,收费低廉,还自制一些医治常见病的中成药出售。黄楚九一面在城隍庙前的清心书院读书,接触理化科学知识,寒暑假则到得意楼前摆摊叫卖眼药,因之结交了不少朋友。出于同情心,母子二人常常免费为一些穷人治病送药。久而久之,黄氏母子医术高明的口碑不胫而走。当时上海滩抽鸦片烟的人很多,黄楚九开动脑筋,制成了“百灵剂膏”戒烟丸,很是畅销。他们的生意做得很红火,挣了一笔钱后在县城设“颐寿室”诊所,挂牌“祖传眼科”行医。在店堂的墙上,黄楚九刻意张挂了黄宗羲和其父黄俞林两幅画像,以示自己的家学渊源。
行医卖药过程中,黄楚九发现西药对许多疾病的医治疗效快,而且服用方便,沪上的西医诊所开始出现,上海的洋人姑且不论,不少官绅富庶人家也逐渐相信西医,于是他确认西药一定会发展成朝阳产业,乃萌发出经营西药的念头。光绪十六年(1890年),黄楚九投入母子二人数年行医的全部积蓄,还从一位对他十分信任的富孀那里借得3000银元,将“颐寿室”迁到法租界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改名为“中法大药房”,由此开始正式经营西药买卖。
当时在上海的西药房屈指可数。黄楚九的这一举动可谓冒险之至。他在小报上大做广告以扩大影响,招徕顾客。由于思路对头,得风气之先,加上经营得法,黄楚九的西药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获利颇丰。10余年时间,中法大药房营业额逐年翻番,药房也几经搬迁,最终迁至英租界三马路(今汉口路),发展成为沪上西药行业的翘楚,其分店一直开到南京、芜湖、南昌、镇江、汉口、天津等地。为了打消顾客疑虑,黄楚九不惜花重金托人办了一本葡萄牙护照,在“中法大药房”的信笺和票据印上“葡籍”两字,以此向顾客证明本店所售西药均为正宗的舶来品。中国“人丹”斗日本“仁丹”
20世纪初,日本“仁丹”开始倾销中国。1909年,黄楚九得到一张“诸葛行军散”的古方,同时参考自己祖传的《七十二症方》,反复研制出新的方剂,做成与日本“仁丹”形似的小粒药丸,取名为“人丹”,以此创设龙虎公司,以一龙一虎图案为商标,注明“中华出产”“完全国货”,与当时垄断中国市场的以翘胡子人头为商标的日货“仁丹”相抗衡。
生产“仁丹”的日商东亚公司控告“龙虎人丹冒牌侵权”,要求中国政府勒令停产。黄楚九聘请上海著名大律师,与日商大打官司,直至上诉到北洋政府最高法院。法院对此案深感烫手,久裁不决。适逢五四运动以后国内学潮风起云涌,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运动的背景下,最高法院终审裁决,判定中国“人丹”与日本“仁丹”两药之间没有关联,允许同时在市场上销售。随后日商以巨资利诱,提出买断“人丹”生产经营权,亦被黄楚九拒绝。在这场历时10年的马拉松官司中,黄楚九先后花去了10万元诉讼费,但他认为花得值,比任何广告都有效,国人无不争相购买龙虎“人丹”。它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与外商打官司并且胜诉的国货名牌产品。史家评价:这场官司的胜诉“给中国人出了一口气!”黄楚九也由此获得“中华反日货第一人”的美誉。
鼎盛时期,黄楚九的黄氏医药集团总共拥有九福制药公司、万国药房、五洲大药房、中法制药厂、中华制药公司、黄九芝堂国药店、急救时疫医院、明济眼科医院等合资和独资的21个医药工商企业和医疗单位,他本人也荣任上海新药工会主席、上海红十字会经济委员和上海总商会执行委员。作为宁波帮的后起之秀,其实力不输“宁波帮”另一大亨虞洽卿。
涉足娱乐业
1912年,黄楚九开始投资娱乐业,先是与人合伙在二马路(今九江路)浙江路口开设新新舞台,号称“中国第一大戏院”,演出京剧和文明戏。次年,在知名报人、作家孙玉声的斡旋下,黄楚九与上海滩“地皮大王”经润三联手,由经润三出资施工,黄楚九提供新新舞台的楼顶大平台,开设取名“楼外楼”的“屋顶花园”,两人共同经营,利润分成,上海第一家综合游乐场就此诞生。由于楼外楼地处新新舞台楼顶,游客可乘新引进的电梯直上屋顶,既可凭栏远眺上海远景,又可欣赏上海滩簧、说书、评弹、戏法等各种节目,还有冷饮室和茶座,因此游客趋之若鹜,日夜满座。楼外楼经营的成功,为黄楚九和经润三带来了滚滚财源。但由于地盘狭小,限制了娱乐项目的设置和经营规模的扩展。两人再度合作,创立“新业公司”,在西藏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路)转角处,合资建造了一座3层楼房的大型游乐场。一楼有滑冰场、弹子房、跑马场和电影院。二楼有苏州滩簧、宁波滩簧、上海滩簧、扬州说书、苏州评弹,还有时髦的文明戏、独脚戏和南方歌剧、北方大鼓、口技杂耍、三弦拉场戏等等。三楼仍是屋顶花园,附设中、西酒菜馆和各地方小吃铺,游客可以玩到夜里12点以后,夏天还放映露天电影。1915年8月4日,游乐场正式开幕,取名“新世界”,由黄楚九出任经理。
1916年,正当“新世界”生意兴隆欣欣向荣之际,经润三突患脑溢血猝死。她的遗孀、女强人汪国贞与黄楚九意见不合,独揽大权,任命自己的外甥张石川出任“新世界”的经理。黄楚九咽不下这口气,宣布与“新世界”脱离关系,撤出股份。创办“大世界”
为与汪国贞一争高下,心有不甘的黄楚九决心另起炉灶,办一个比“新世界”规模超一倍的“大世界”高级游乐场。他在很短时间内就集资80万元注册成立大发公司,开始运作此事。法国驻沪领事甘司东闻讯后,从繁荣市面考虑,向黄楚九许诺在税收、治安管理等方面提供优惠和方便,希望“大世界”务必择址于法租界内。于是,黄楚九租下法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口的9.8亩地,于1917年3月动工修建,同时开始登报招艺、招商,当年7月竣工,全名为“大世界游艺场”。
从1917年7月3日起至13日,黄楚九出巨资包下上海各大报纸的广告版面,整整10天,以醒目位置刊登“大世界”开幕广告。7月14日,大世界正式开幕,这是黄楚九刻意挑选的日子,这一天既是法国国庆日,也是他跟随母亲闯荡上海滩整整30周年的纪念日。
“大世界”的声势一举压倒了“新世界”“大千世界”“花花世界”“神秘世界”等其他游乐场所。由于票价不贵,市民只需花2角钱买张门票,便可从中午12点入场,半天时间内,除了吃喝玩乐,还能够观赏一场大戏、一场杂耍以及一部电影。为了鼓励游客在“大世界”内用餐,凭入场门票吃西菜可打八折,吃和菜可打七折,消费满30元还可再赠送门票一张。游览“大世界”成为上海市民的一种享受和时尚,游客蜂拥,而且每日人山人海。黄楚九还办了一份《大世界》小报配合宣传,这也是国内的第一份娱乐业报纸。说其为中国娱乐业的教父毫不为过。
1927年,“大世界”开业已经10年。在积累了一定资金并经过长期酝酿后,黄楚九拆除了一些民房,对大世界进行改造重建。重建后的“大世界”占地14700平方米,为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游乐场,演出内容更为丰富多彩,文娱活动有各类戏剧、曲艺、杂技等60余个项目。经常招徕一些大牌名角来演出,他们在大世界施展才能,互相观摩学习,既挣得丰厚的酬金,也提高了知名度。很多演员就是在大世界唱红,一炮打响,从此成为名角。“不到大世界,枉来大上海”。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白相“大世界”仍是大多数上海市民的重要娱乐节目,也是陪同来沪的外地亲朋游玩的首选之地。“大世界”也成为大上海的文化地标而闻名遐迩
“大世界”每日游客如织,其中难免有流氓宵小捣乱滋事。创业上海滩的黄楚九在政界并没有十分强力的奥援,为了确保“大世界”一方平安,经人引见,他结识了法租界巡捕房巡长、“天字辈”青帮大亨黄金荣,每月向其孝敬不菲的银两,以换取黄金荣的“保护伞”,此举虽然保障了大世界的经营秩序,但也埋下了始料未及的隐患。黯然退场
自诩是“知足庐主人”的黄楚九并不知足于娱乐业上的成就,雄心勃勃地进军房地产和金融业。1921年,黄楚九斥资50万元在“大世界”西南角(今西藏南路、宁海东路转角处)开设一家“日夜银行”,24小时昼夜营业。由于营业时间长,利息高于其他银行,还赠送“大世界”门票,储户接踵而来。黄楚九将所吸收的存款用于“大世界”的扩建和投资其他实业。由于产业的不断扩张,为了揽储需要,“日夜银行”又开设了两家分行。接着他又投资开办上海日夜物券交易所,从事买空卖空的股票投机生意。
黄楚九又投资房地产,开办三星房地产公司,购进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西仓街等处10余亩土地,建造起180余幢楼房,还在浙江路、宁波路一带租了几十亩土地,建造3层店面房。然而这批楼屋竣工后,由于没有达到预期的招租,黄楚九退而求其次,与人合伙集资,先后开设了黄隆泰茶叶店、九福笺扇庄、九福南货店、麦司凯糖果店、萝春阁茶馆、温泉浴室、裕德池以及戏院、电影院等各类铺面。他的产业覆盖面之广在沪上无人匹敌,被媒体冠之以“百家经理”。
见香烟利润丰厚,黄楚九又投资创办福昌烟草公司,生产“小囡”牌香烟。他利用生孩子要向亲朋好友邻居赠送红蛋的民间习俗,于香烟上市前连续4天在《申报》《新闻报》第一版刊登广告,不仅打响了“小囡”牌的产品,也刺激了“大世界”的人气,可谓一石二鸟。不久,他又推出“至尊”“翠鸟”“红玫瑰”等品牌香烟,在每包香烟盒内都有一张图片,如果凑满“金陵十二钗”“二十四孝”“三十六计”“一百零八将”等系列,均可获得抽奖的机会,最高奖项为当时最时髦的小轿车一辆。当时在上海商界,黄楚九的创新广告几乎无人匹敌。
黄楚九巨无霸的商业帝国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张,主要还是靠互相担保、不断融资、不断注资,但同时也埋下了一朝倾覆的祸根。20世纪20年代末,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袭来。上海百业萧条,黄楚九的金融、地产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岌岌可危。1930年底,在黄楚九赴杭州养病之机,坊间突然传出“黄楚九已病入膏肓”“日夜银行即将倒闭”的风声,致使银行门前天天围着1000多人要求提款。黄楚九闻讯,于1931年1月2日赶回上海,企图力挽狂澜。10天后,他在报上登出近照以稳定人心,同时左腾右挪,以地产契约作抵押,募集数十万元资金,力图缓解“日夜银行”的困境。
待到黄楚九刚刚缓过气来,孰料又一波挤兑浪潮汹涌而至。觊觎“大世界”已久的黄金荣全然不顾多年情谊,乘机落井下石,指令所有在“日夜银行”存款的徒众及其亲属集中提款,由此成为压垮黄楚九的最后一根稻草。适逢长子黄钟甫猝死,黄楚九心力憔悴,气恨交加,心脏病、气喘病并发,于1月19日突然昏厥。经抢救后苏醒过来,自知无望,不禁老泪纵横,口授遗嘱,拜托虞洽卿、王晓籁等同乡好友处理善后事宜,“莫伤害我妻子儿女应得的利益”。当天下午4时10分,这位上海著名实业家,民族西药业、现代娱乐业先驱黄楚九撒手人寰,享年59岁。“日夜银行”随即宣告倒闭清算。
据当时黄楚九的法律顾问声明,黄楚九的债款约有400万元,然而仅黄氏所有奇珍古玩和房地产,合价就有600多万元,足够用来抵债。但在清账过程中,因各企业股东争相抽资掠夺,雄视沪上的黄氏集团如多米诺骨牌般倾刻崩溃。最后除黄氏遗孀及守寡的长媳各得4万元生活费外,黄氏财产荡然无存。正像送葬时一副挽联中所写:
楚楚大志,十年雄心争天下;
九九归原,一双空手赴黄泉。
不久大世界落入黄金荣之手,更名为“上海荣记大世界”。
民国商界奇才黄楚九似一颗天外流星,以其璀璨的光芒,划破了十里洋场上海滩的夜空,其经商之道的成败得失,都已成为上海宁波帮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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