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风”的一篇博文《记忆裂痕》 美剧

compass_zhou 2019-3-23 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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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的思考已成文《“自我反省”应当,但岂能本末倒置?——读〈魏风:记忆裂痕〉的一点思考》(点击这里:浏览)。

 

我认为,“仇恨转移”和“暴力平等”是解读文革这场“心灵灾难”的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

我所做的一切思考,仅仅是想看清自己的嘴脸,认清自己有可能变得残忍的本质。看清了前世今生,我才有底气做人。

我一直认为文革是一场“心灵灾难”。

如果我活在文革,要被一些人命令着去伤害一些人,我会怎么做?

这个想法太可怕了,每次想起来,我都不敢再写下去,我觉得自己伪虚,无耻,还有点无聊:坐在舒服的房间,对着精美的笔记本故作严肃,故作深沉,好像是个“先天下怎么怎么样”的人,也许还会有人问,你连“文革”的影儿都没挨上,你凭什么说三道四?

可是,当我将目光回到那个年代,凭着感官去触摸那些血淋淋的事件时,我总会联想到自己的一些经历,将它们对比、参照的结果让我不安。因为我身上流淌着上辈人的血,我和他们是一样的人,他们能做到的残忍,我一样可能做到,为了使自己心安理得的享受下去,我应该找到记忆裂痕。

面对这种反思与忏悔,我想起谢有顺先生的话:“忏悔与自己有关,而非用来审判别人;或者说,忏悔是为了解决自己‘眼中的梁木’,而非用来去掉别人‘眼中的刺’”。

如果不这样想,而去像那些同龄人一样开开心心享受盛世彩虹,写写自己的性解放和无所谓,我会觉得自己心里有鬼,觉得自己“眼中的梁木”越来越大,以至于对历史产生硬冷的拒绝。

说到底,我所做的一切思考,仅仅是想看清自己的嘴脸,认清自己有可能变得残忍的本质。为了自己的明天,我应该对“后文革”的种种思维做一次检索。

看清了前世今生,我才有底气做人。

钱理群先生曾写过一部名为《拒绝遗忘》的书,这种姿态在巴金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少之又少,最近几年,很多学者和作家又将文革旧事付诸笔端,记忆的裂痕似有被缝合的可能。然而,从1966到1976这十余年的精神资源开发利用率还远远低于“反思”的底线,这十年仅仅是“中期”,对“前”的认识与“后”的警惕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应该放弃的努力。

这笔资源的获得实在代价惨重,重到疑无生还。

写文章的同时,耳边还是有人在问我,你如此写下去,现实意义何在?

现实意义很清楚:这种努力不会徒劳无功,至少可以让活着的人们知道,这个民族曾经如此的疯狂,疯狂到如今仍不自觉地沿用其话语模式。198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他们中大多数所掌握的历史知识之贫乏已经到了一无是处的程度,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人若是失忆了,忘记自己的灵魂黑暗算不得什么,若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曾经如此黑暗却正在经历集体失忆,那么经济是出现多少奇迹,仍旧是沙漠上的城堡,不知何时一阵狂风袭来,一切终将消散。

所谓的现实意义,如果用更简单的话来描述一下就是,我们应该多一些爱,多一些善,多一些敬畏(是敬畏,不是忠诚),多一些个体的思考。

如果我们看到街上有一群人围成圈踢打一个小偷,最低的标准是不要过去凑热闹;如果我们获得权力去管理一些人,最低的标准是不要让自己的权力去践踏别人的尊严;如果我们无意间知晓了他人的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最低标准是不要在某一天用这些别人的秘密换取自己的利益;如果有人说我们应该去恨一些人,最低的标准是想清楚你为什么要恨;如果有人我们要去爱一些人,最低的标准是用自己的方式找一个爱的理由;如果不得不在个人和集体之间做出一种选择,最低的标准是思考一下哪个是虚拟的,哪个是真实的;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得不说谎,最低标准是不要伤害其他人;如果有一天我们被命令做一些没头脑的傻事,最低标准是问几个为什么;如果我们做了错事,最低标准是至少知道这是错误,一旦有了勇气就把它讲出来。

当然,“最低标准”离健全人格还很远,掌握不好还能退回到“好人”状态。

我生于80年代,我出生时,事件上的文革正好结束四年。

“你为什么去参加武斗?”我曾这样问过一个中年人,他想了想:“因为我突然觉得自己被重视了,可以掌握那些曾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的命运,最重要的是我们觉得有些人是坏人,他们在破坏我们的美梦。”

“那你打过人么?”

沉默……

“当时你有怀疑过生活么?”

“没有,我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别的样的,我当时有一个小本子,记述了我们司令部的伟大业绩,我一直希望能亲手交给毛主席,当时,我唯一怀疑的就是我们的敌人太多了,真不该那么早就说胜利了,我们的路还很长很长,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

“现在怎么看?”

“唉,都是年少无知,四人帮挑唆的呗。”

沉默……

我问了好多有这样经历的人,我得到了好多相似的答案。我曾问过自己,追讨这样的自己作为非当事人的事件是不是有些残忍,是不是有些“无聊”?

当我从书上偶然得知当年湖南某地几百个右派集体被杀,然后煮着吃掉时,震惊之余,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开始在我身边追问一些过去的事情,慢慢的我才发现,所谓的“一些好人曾被不公正对待”这句话说得太轻松了,以至于我们这些孩子对过去的了解和认识显得没心没肺,如果我忘了,我的子子孙孙也忘了,这件事情从繁花似锦的表相中消失了,我会觉得自己是罪人。

在学校时,我亲眼见过在老师的鼓励和要求下,大家要孤立那些“不听话,不学习”的孩子,让他们受到精神上的惩罚,老师们一不小心就让“好孩子”们活在一个“特权”领域,接下来的结果就是“坏孩子”们打教室的玻璃,往好孩子们的桌堂里塞石头和狗屎……

在部队时,我亲身经历一些非常质朴的孩子为了“进步”,在会议上拼命地批评自己,批评别人,批评到痛哭流涕的景象,从自己穿一件红色毛衣开始上纲上线,一直讲到这样做就是无视部队纪律,无视部队纪律将来就会无视法律法规,早晚有一天会走向罪恶的深渊,对不起培养自己的领导和养育自己的父母,感谢领导和同志们把自己从犯罪的边缘拉回来……这时,领导点点头说:“嗯,这样才算深刻。”

在报社时,我看到一些年纪轻轻的人,他们写东西的思维就是主动放弃大脑的过程,说起恶心的话来像吃糖块一样愉快,真是难以想象,如此年轻就主动放弃思考,放弃做人的尊严,而且把这种放弃固执地理解为是成熟、是学问,然后美滋滋地做起春秋大梦。

在生活中,我多少次主动说假话来证明自己的圆滑并换取额外的收入;曾陶醉于自己曾经诅咒的生活中沾沾自喜,自以为是;曾多少次面对丑恶视而不见,面对权威而妥协……

这些面孔,这些语气,这些行为让我一下子醒悟,原来我们以为躲过去的事情一直没有消失,它暗藏在某个角落,改头换面的一直存在着,原来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时竟不需要学习,做起来得心应手,我怀疑这是民族灵魂深处的人性污点,要清除它太难,太难。

我要说话,要写字,从自己身上寻找人性污点的“源代码”开始

哈维尔有一种“无权者的权力”,即说真话、做真人。

在他的同乡昆德拉眼中也有一种“无权者的权力”,即普通人作恶的权力。昆德拉曾描写过这样一个看门的女人:“俄国军队入侵波希米亚,占领这个国家并四处发号施令。这对于她来说是件非同寻常的生活即将开始的一个信号。看到地位比她高的(可全世界的人都比她高),只要有一点儿举报,就被剥夺了他们的权力、地位、工作,甚至生计都成了问题,这让她兴奋不已。于是,她也开始告密了。”但是这个女人始终没有因为告密而获得提升,因为她从一数到十都不会,没有合适她的位置,“他们只能再次确认她告密的权利。对她来说,这就是提升!”

这是个意味深长的细节,一个没有工作没有地位的人以告密来获得马斯洛所谓的“深层需要”,也许,行恶的理由仅仅如此。

我干过类似这样的事。在读中学时,我经常和几个同学去欺侮附近一个傻子,这傻子并不是精神病,只是小时生过一场大病,脑子不灵活了,跟我母亲同岁,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他,他经常跑去欺侮扫大街和卖豆腐的人。

刚开始,我们为了逞威风,见了他后就用泥巴丢打他,见他害怕就跑过去连踢再打。有一个同学还趁他不注意将他口袋里仅有两块钱偷走,我们在一边笑得蹲在地上揉肚子。我们还命令他去吓女同学,比如将足球故意踢进女厕所,然后让他去捡,如果不去就打他,我们叼着烟,在一旁看笑话。如果谁看哪个老师不顺眼,就让傻子用砖头丢他。

十几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实在可怕!因为就算我读了几本书、识了几个字,作了几篇文章也不可能将自己血液里那种病态的东西洗净。所谓“文如其人”有时看来简直是笑话,当我知道了一些文人的恶习后,觉得学问和做人是完全两回事,再也不肯相信知识能带来善良,再也不相信学问能带来平安,我现在每写一点东西时都情不自禁地想:我所诅咒的是不是我固有的?有没有出现虚伪的圣人情结?有没有两脚抽空打妄语?

现在开头的答案出来了:如果不作如上思考,“文革”再来,我肯定会作恶。

不久前,我去了一次大兴,北京的远郊。

由于是去办公事,所以没有停留。车行走在一条充满原生气的黄土路面,黄尘扬起时,我的记忆回到1966年8月31日那一天。

虽然是凭借着一些看过的资料,打听过几个上了年纪的北京人,可是只要一想到那些真实发生的事,说句心里话,我的腿就变软了。

那一天,在大兴的大辛庄有106口人被杀害了,他们当中最老的八十多岁,最小的还是不会说话的婴儿。他们被处死的罪名是“阶级敌人”。

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曾写过一篇关于大辛庄的调查文章,文章中引用几个当年目击者的话,看了后,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会产生怀疑:这是中国人干的么?这是发生在一个村子里的邻里之间的惨剧么?这就是我们的父辈?

目击者张连和先生回忆当年杀人现场:

“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5间东厢房三间。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耀武扬威,个个手持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者交出‘枪支'、‘地契'、‘变天帐';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随着呵斥声雨点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儿,长得非常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70多岁的奶奶身边儿,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灾难落在自己身上。

只见一个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帐藏在哪儿了?'

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

‘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儿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扑'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斟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两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这时,来了一个手持剪子的年轻妇女,把这位中年妇女的头发剪掉,接着审,她不言语,被两皮带打躺在地……” 

“行凶的人心态也各不相同。在新立村,有个赶车的把势,在装运尸首的时候,发现一个三岁的女孩儿还有一口气,他看她可怜,为了救她,把她藏在车辕底下。

不料在车子的颠簸中,女孩儿苏醒过来,被别的打手发现,过去就把她劈成了两半儿。

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是打手们精心的策划。比如一帮打手守在被还人的屋门口,把被害人叫出来,被害人刚一出屋,他们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铁丝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两边使劲勒,让他出不了声音就被勒死,然后好接着叫他家的别人。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门口拉好了电线,人一出来上去就电,为的也是不让他出声,好顺利地杀害他的全家……。 

最残酷的莫过于对待老人和小孩儿,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无顾虑,可以为所欲为。受难者只能眼睁睁地走向死亡。在马村,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当凶手们向他们身上扬土时,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老人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杀人的凶手们还尚在我们中间,他们觉得自己也是受害者,是制度造成的悲剧。可是,大辛庄的事件在发生前完全处于“上级”不知情的状况,就算要一定要消灭这些“敌人”,那么,那些孩子、老人、妇女,又是哪一项制度允许虐杀者去活埋他们,去强奸她们,去折磨他们?

遇罗文的文章中有一个细节很值得注意,他说当年虐杀者们的行凶动机,不少都出于个人的恩怨,甚至是为了一点儿私利。有一户姓陈的户主当过伪军,论成分,他家还应该算是贫农,杀不杀这一家,村干部很有争论。陈家的两个儿子跪下央求说:别杀我们,我们不为父亲报仇。一个姓田的不由分说,用杀猪的通条扎死了这一家人,原来他欠了这家的钱。也有的人借过“五类分子”的东西,急于杀人赖帐。更有甚者,霸占“黑五类”妇女,美其名“给你换换成分”。

我不太相信当年热情似火的红卫兵们在修理“黑五类”时完全是出于“公愤”,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开脱。

我认为,“仇恨转移”和“暴力平等”是解读文革“心灵灾难”的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

在平时,是不是当我们听说有些富人被绑架被杀害时,我们的表情显现出一种“活该倒霉”的情绪?是不是在失落时偶尔冒出希望比自己强大的人都消灭的恶念?是不是看到他人拥有自己没有的东西时除了难过,还有其它阴暗的心理?

中国人的平等观念、自由观念本来就是漏洞百出,“道德防线”的临界状态时时显露。

我常听到别人讲,大多数有钱人的钱都不是“正道”来的;女人当领导肯定是跟某某睡过觉;太神气活现不肯夹着尾巴做人的人肯定得倒霉、“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等等等,这些隐蔽性很强的暴力符号一下子划过我的大脑记忆,如果客观环境可以让这些恶念付诸行动,那么“文革”又离我们有多远呢?

我在学校和部队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当我在课堂讲话被老师发现,有的老师就会让我站起来,直到我抓住下一个说话的人站起来,我才能获准坐下。在部队则是找出下一个在队列里做错动作的人。

这是一件很小,很普通,很不起眼的事情。我绝不是在这里夸大事实,耸人听闻,因为这种行为里的转移仇恨很明显,对于认识自己错误的可能变得越来越小,对发现别人的错误的能力越来越强,最后引发的友谊与信任的崩溃则悄然来临。

一位律师朋友曾给我讲过一个普通到耳熟能详的故事,但很有代表性。她曾帮助一个当事人打赢一场行政诉讼;被告是XX市公安局,当事人已经承担了刑事责任。但是在侦察阶段被公安局扣压的财物却迟迟不予返还,并以罚没的形式据为已有。当我的朋友质问公安局时,其负责人竟然堂而皇之地说:“那钱也不是好道来的,再说公安局经费也很紧张嘛”,朋友愤怒地反问:“公安局没钱是公安局的事,没钱也不能强占私人财产吧!”

这个例子是一种典型的暴力平等,用手中的权力去实现主观性极强的所谓的“公正”。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正义的色彩常常是以非理性的方式来表达,而所谓的正义不过是一种愚昧无知的原始本能。

不久前,我在一个BBS里读到一些网友关于文革的认识,这些认识多数读来令人心寒,他们当中就有经历过文革的人,这实在难以想象。下面我摘抄一部分出来,这些是在看过摩罗先生关于反思文革暴行的文章后所做出的回复:

我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并且是位“不受欢迎的自私者”。我在文革中没有看见什么“混乱和屠杀”,也没有看见什么“罪恶、无耻、下流”,更没有看见什么“蹂躏”和“一大堆的尸骨”等,我看见的是卫星上天与地球同步,氢弹爆炸和大型计算机的研制成功;看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善良和美、没有欺诈,看见的是劳动者与知识分子一样受到尊重;看到的是像现在一样的社会科学技术进步、繁荣稳定和低犯罪率(晚上睡觉不关门也没关系);作为作者只听一面之辞,这样扭曲历史太不应该。应该公平的指出错误。

现在的媒体和电影、电视上宣传的所谓“关牛棚”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知识分子劳动改造”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至于所说的“混乱和屠杀”、“罪恶、无耻、下流”,“蹂躏”和“一大堆的尸骨”以及“176户全家灭绝”现象是你们亲眼睛所见吗?我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这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扭曲和污蔑。所谓的“关牛棚”实际就是一部分干部到五七干校学工和学农劳动,使干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了解群众工作,目的就是要增加干部的实践知识和领导才能,同时也是在机关进行的斗、批、改,是一种改革。对“知识分子的劳动改造”也是与此相类似的。但不管是到五七干校劳动和知识分子的劳动改造,每个人的政治和生活待遇是不变,而且后来都回到了原来各自的岗位和领导岗位。这就是当时的事实。关于作者所说的“混乱和屠杀”、“罪恶、无耻、下流”,“蹂躏”和“一大堆的尸骨”等,我认为只是道听途说的无稽之谈。作者应该明白,歪曲历史就是歪曲自己,否定历史就是否定自己。连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都说要事实求是的看问题呀。

下面这一部分是一个跟我一样的年轻人:

某些人居心险恶,喜欢用极端事件来诬陷整个事件。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错误的运动,造成了破坏作用,但是此人把当年的红卫兵都描写成了杀人魔鬼,甚是可恨,当年的红卫兵和今天的我们一样,是年青人,年青容易犯错误,但是年青人更要求进步。虽然他们的方向不一定正确,但是精神一定是要求进步的。

不管你说得几个事情是否真实,我想,中国无论何时除了那些人文知识分子,那些官员,更多的是农民,是工人。因为某些阶层的人遭到利益损失,就喊得世界末日一样,不是有头脑的表现。

关于知识分子下乡,偶想这里许多年青人的父辈是当年的知识青年,他们的得与失可以去问他们。

关于什么巴金代表什么之类的蠢话就不要讲了,巴金出身富贵人家,也没经过枪林弹雨,只是个文人而已,所以有软弱的性格并不奇怪,对别人也没有什么需要忏悔的,只是把性格的软弱说成是坚强精神的弯折,那就比较无耻了。曹氏自杀,老舍投湖,也不过是他们自己对环境所做的选择,实现的是他们自身的价值理念,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只是我们对他们的人格多了几分崇敬之心,我想他们在九泉之下也不希望自己成为别人诬蔑他们祖国的工具。

事物总有两面,有错误有进步,有前进有倒退,但是方向是进步和前进的。不要让那些心灵也黑暗的人用阴暗来涂抹历史,用经过涂抹的历史来遮挡我们前进的方向。

我不知道巴金先生和老舍先生看了后会是什么样的反应,我本人觉得受到极大震惊。

我想了想,自己的确是什么也没见到,所有看到,包括地方县志之类的文字仍有可能在欺骗我,老舍先生的投湖也确实可以理解为“实现价值理念”,就像当年的王国维一样。“在机关进行的斗、批、改,是一种改革”,这句话可以理解成这位兄弟当年就是“改革”的实践者,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向来喜欢用“大方向”来原谅一切非人过程,小市民是不会理解高层人物的“改革蓝图”的

可我又想不通,如果说日本人想抵赖南京大屠杀之类的历史事件,这至少说明他们认为杀人是可耻的,他们在怕。可是,经历过文革和没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你们的抵赖又证明什么呢?无知?不会的,我姥姥一天书也没念过,可是她亲眼看见整人和杀人,她没有理由跟我说谎,用无知来形容已经不确切,那又是什么呢

我又开始忘记了理性,我是不是应该学学伏尔泰:“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力。”

我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这样的观点?!

我从79年前鲁讯先生的笔下得到一点答案:“上海的英国捕头残杀市民之后,我们就大惊愤,大嚷道:伪文明的真面目显露了!那么,足见以前还以为他们有些真文明。然而中国的有枪阶级的焚掠平民,屠杀平民,却向来不很有人抗议。莫非因为动手的是‘国货',或者连残杀也得欢迎;还是我们是真野蛮,所以自己杀几个自家人就不足为奇呢?”

时间会冲淡一切。

时间真的会冲淡一切么?不到30年就冲淡了?这么快?如果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愤怒,为什么还要回忆,为什么还要明辨是非,为什么还要去买衣服来掩盖自己的身体,为什么还要去接受教育?

管不了这么多,我是在做一件跟自己命运息息相关的事情。

我想再回忆一些,让自己的记忆裂痕有更多缝合的可能。

这一次,我找来自己的一个朋友,一个与共和国同龄的人,我请他帮我回忆。

“怎么可能忘啊?要是我认识的一些同龄人中谁敢说他没见过那些打杀的场面,我死也不信,就像昨天一样。

“我一直在北京没离开过,下乡的地点也不远,从六六年到六八年这三年时间算是打杀最厉害的时候,下乡以后也时有发生,不过风头减小一些。

“我原来住在金鱼胡同,那有个金鱼池,那池子像个元宝形,我清楚地记得大人们从那个池子里捞死人,那些人都是自己投下去的,现在想一下,八成是忍受不了那折磨呗,后来,我们家搬到龙潭湖那儿,那湖里的死人更多,几十人肯定有了,这些人当中也不都是知识分子,什么人都有,全是些当时成分不好的人。那些被捞出来的人,有点像馒头掉菜汤里被捞出来的样子,胖胖的白白的,当时,出于好奇,我总跑去看热闹。

“在金鱼胡同住的时候,我有个邻居叫P,大我两岁,他当时跟全北京最红的红卫兵小将是同学,那个同学就是亲自给毛主席带袖彰的女孩,P当时读也就是读高一那样吧,18岁左右,他从学校回来后,像发疯一样打人,嘴里叫着说是要抓出流氓分子,我们胡同的一个瞎子被他当成流氓分子好一通打,还有一户回族也被他说成有流氓嫌疑,因为那户人家的几个闺女长得挺漂亮的。

“文革结束后,有一次,P到我们家串门,谈到当年行为时,他无限感慨地说:你们知道么?我爷爷当年是地主啊,给枪毙了后,我和家里人怕极了,我当时拼命想证明自己是红的,自己是拥护毛主席的,所以,我表现的比谁都勇敢!

“说到地主,我们家到是真正的地主,挺有钱的,解放前,因为爱打牌把家底儿输了个精光,后来北平和平解放时,我们家的骡子、马匹还有土地全给卖了,买我们家地的主儿攒了半辈子钱,还没等种这块地呢,就让人给定成地主成份了,我们家则成了贫农。

“我讲这些事儿啊,主要就是说当年那些事现在想起来挺好笑的,真不知道那时候人都想什么呢?”

讲完后,我这个老朋友仿佛进入某种状态,一下子陷入沉默。

过了一周,他见到我说:“上次让你这么一问啊,我想了好多,我还想讲给你一个事儿,就是我印象中最深的那次烧书!那是文革刚开始那年,有一天,我们中学所有的校领导和老师全都被那些戴着红箍的小毛孩叫到操场,将一堆沥青块堆在操场中央点着,那黑烟串起多高啊,而且味道挺刺鼻的,小将们让这些老师回图书馆将所有的书都捧出来,然后扔进火堆烧掉,那些老师面无表情,那天烧得书实在太多了,烧完了,我们一个教书法的老师被命令把院子清扫干净,那老师一边扫一边被这些孩子抽打,老师一边扫着一边嘴里嘟囔着:你们这么打我,我怎么扫干净啊!”

“我就琢磨着,你说那时候的孩子怎么能有这样古怪的想法?难道是因为讨厌天天读书?那也不能学秦始皇啊!”

我听完后,盯着这位老朋友问:“你当时干什么了?”

我?看热闹呗!”他回答。末了,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经历了文革,我发现,中国从大人到小孩子对作恶的创造性发挥实在了不得!”

我又开始作无聊的联想。

如果我们将自己的不幸不假思索地放大,如果我们将自己因不努力而造成的失败完全归咎于他人,如果我们将不公不正的待遇或者当下基尼系数的增高(即社会整体贫富比例)转化为暴力倾向,而偏偏在这时有人发出一种极具煸动性和宗教性的话语符号,这种共同的敏感和痛苦会不会引起情感上的共振?这种共振又会不会引来新一轮的疯狂?

这种假设很难讲,因为,德国已经出现“新纳粹”。

这些新纳粹表现在东德,是原来的意识形态渐渐消亡后突然失去依附感,这也有点像1990年前后的前苏联社会思潮的动荡,当社会整体价值出现坏损与重建的双重可能时,便极有可能走上邪路。

中国社会正在处于一种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焦虑期,人群从阶级到阶层的细化足以说明社会心态的多元化表现,多元利益之间的冲突也愈发明显,社会信任成本一天天增大,这种矛盾体现却并没有如一些西方社会那样采取相互妥协的姿态。所以,这种社会心态的多元化并不说明“集体暴力”的一元思维已经消失,混杂在各色思维状态中的暴力因子仍在时隐时现。

市场经济是什么经济?它应该是建立在理性架构内的自由概念,如果我们将市场道德与传统道德混淆一处,诸如“大家都受穷那时候,也没有现在的人心险恶”这样的言论散布开去,我们将有可能失去理性思考。

因为外部环境而失去理性思考的个例实在不胜枚举,以我这样的1980年后出生的一代人来说,90年前后让暴发户搞得不读书,95年前后又四处买文凭就是一个典型的非理性事件,我们这一代人似乎更不愿意用用脑子,动动心思,只是一味地盲跟盲从。

不久前,全国人大正式将保护私产写入宪法,就是一个理性的回归。“杀富济贫”永远不是追求平等的终极手段,限制私欲永远不是解决罪恶的最佳途径,进而言之,用计划时代的思维去覆盖权力市场化的恶果永远不会奏效,用传统道德来消解集团性腐败永远不会成功。但是有一点需要讲明:如果假市场经济之名,行破坏经济伦理之实同样不容忽视,这种危险在于误读市场规则,目前市场诚信的败坏所带来的中小企业融资难、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等诸多现象便是明例。

我们应该牢记:追求自由与平等不可以向后转,获得家庭和社会的和谐、人与政治的文明化不可以有任何激进行为,(注意,不激进并不意味妥协)面对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我们应该时刻保持理性的警惕。

不妨如是推理:法国和德国这样的理性的国度,曾产生众多以理性著称于世的人文学科大师,但是法国大革命的后期和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无一不在昭示着理性的无力。

查查历史书,看看3000年来,中国人干过几件理性的事?每一次所谓的革命与改良是“从非理性”和平向“理性”过渡?“事已至此,不得不……”这样的句式实在危险,血流成河后,我们换来了什么?除了蘸馒头吃的小栓们,我们获得了怎样的理性与经验上的收获?而吃过馒头后的小栓们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变成了历史的主角??凭这一点,足可说明虽然我们把鲁迅捧上天,但鲁迅所思所想所担心的,我们一样没能理解,到只是学会了骂人与愤怒,当骂人与愤怒成了标榜自己的姿态时,我们又退回到了一百多年前,“进步”两字从何谈起?那道跨了几百年的门槛何时跨越?“五四”路为何一再回到起点?

记忆的裂痕是要靠理性来缝合的,反思与忏悔终究是希望获得一种可以平静思考的可能,思考自己的前世与今生。

最后,我想以德国学者亚斯贝尔斯的话来结束本文:

我如何看待过去的整体,我就如何体验当前。我在过去中获得越深刻的根据,我参与事物当前进程就越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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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mpass_zhou 2019-3-23


    自我反省,岂能放过教唆者和罪魁?

    ——读《记忆裂痕》的一点想法(原创:应学俊)

    作者:应学俊   来源:本站原创    本站编辑发布     (本页浏览:1673人次)

    2004年,笔者读到署名“魏风”的一篇博文《记忆裂痕》。作者自述为“八零后”,但关注并研究着“文革”的一些深层问题,有一定深度,故笔者将其转载于自己的网站可点击这里浏览,值得一读。但笔者对本文观点在大部分认同的同时,也有所保留。

    作者魏风声言:对文革的种种倒行逆施,要“从自己身上寻找人性污点的‘源代码’开始”;并说:“我所做的一切思考,仅仅是想看清自己的嘴脸,认清自己有可能变得残忍的本质。看清了前世今生,我才有底气做人。”这种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无疑值得肯定也是可尊敬的。魏风还说:“我们应该多一些爱,多一些善,多一些敬畏(是敬畏,不是忠诚)……”——这自然正确到无可辩驳,深刻到无懈可击——可这与“文革”前因后果相关吗?这仅仅是“反思文革”才必须完成的任务吗?不论时空的界限,难道不都应当“多一些爱,多一些善,多一些敬畏”?

    作家莫言恰恰与魏风持同一观点他甚至不惜面对媒体,斥骂文革中还只是小学生的自己“很卑鄙”(见文末所附视频),骂一些被打成“右派”的人也“卑鄙”,因为他们原先也曾参与批斗或揭发过其它“右派”;还说到因遵守计划生育政策而要妻子做人流,自己“真卑鄙”,因为自己怕处分或影响自己升迁——但有趣的是,在骂自己的同时,莫言绝不对制造这一切罪恶、灾难的罪魁祸首做哪怕一丁点儿的谴责和分析,从而以貌似“深刻”的“公允”博得了不该博得的东西,产生了不应有的影响。这已引起受众的争议和不屑。莫言之论,也许会载入跨文学和政治的史册吧,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流芳千古”抑或……?无论如何,这很难避开为最大恶魔洗地从而获得某种利益之嫌。

    笔者认为:对“文革”的反思,如果忽视了反思自我乃至民族的某些劣根性,这固然难避片面;但仅仅或大部、主要停留于此,笔者以为这倒又使思想陷于另一种平庸和本末倒置的片面,成为貌似“深刻”的浅薄了——道理很简单:“人性污点的‘源代码’”——那是与人类本身的发展历史相伴相生的,是人性从本能而生发出来的“恶”的一面,并非“文革”才有,亦即并非“文革”独有的特征,因此它不是反思文革特有的任务,鲁迅对自我和民族性的解剖可谓入木三分,但恰与“文革”没有半毛钱关系。耶稣也认为人是有“原罪”的,同样与“文革”没有半毛钱关系。人性中存在善、恶两面,自古以来一贯如此反思人性污点的“源代码”是人类完善人性跨时空以及文明发展的普遍任务。

    从这层意义而言,魏风说“如果再来一次‘文革’,我们自己可能也会作恶”——这就是一个伪命题了。因为没有“文革”,作恶的还在作恶,每天见诸各种媒体报道的犯罪简直无法统计,只是波及范围大小不同、作恶时没有假以“革命”之名来自欺欺人而已。“文革”中的种种犯罪和作恶与一般犯罪不同的是——“文革”使许许多多原本不会犯罪、作恶的人也似乎很“自信”地毫无犯罪感地参加到犯罪、作恶的行列,为何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谁打开了潘多拉的黑匣子?是什么使这个罪魁祸首如此之为?这才是反思文革的根本所在

    200多年前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吉伦特党领导人之一罗兰夫人,在被雅各宾派送上断头台前,在自由神像留下的一句为后人所熟知的名言:“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两个多世纪以后的“文革”何尝不是这样?可谓“革命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魏风《记忆裂痕》的观点,对某些人、某个具体事件从某种层面而言,或者就人性的探讨来说,也许尚可行。但对于“文革”这样历时数年的国家灾难的历史反思来说,这种观点与莫言的观点一样——极容易把人们对文革的反思引入歧途——没有反思“文革”,倒去反思数千年前耶稣所说之“人性的原罪”命题了,岂不完全偏离了“文革”反思的主题而本末倒置?

    寂寥的“重庆红卫兵墓园”

    对“文革”进行反思的目的何在

    其实,就“文革”而言,我们在反思和深刻解剖自我的同时,更应该追问的是:究竟是什么使得人们原本就存在而不同程度被自我克制着、被社会道德认知规范着的“人性污点的‘源代码’”突然被无限地如病毒一般疯狂复制并得以释放和传播?究竟是一双怎样的巨手在神州大地打开了“潘多拉的黑匣子”?——正如作者魏风自己道出了问题的本质——“如果再来一次‘文革’,我们自己可能也会作恶”——魏风所言换言之,没有“文革”,普通人的“作恶”会少了很多——也就是说:正是毛氏“文革”打开了潘多拉的黑匣子!否则,那黑匣子是被关着的,人性之恶是被绑缚着的。

    毛泽东“亲手点燃文化大革命烈火”

    同时,我们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在绝不否认一些人在文革(包括所谓“反右”等运历次政治运动)中借“革命”之名“泄私愤、谋私利”的同时,难道不也应当看到,的确有相当多数的年轻人是被成天的广播、“学习”洗脑而怀疑自己的良知是“资产阶级思想”,因而忍痛与之决裂?难道不应当看到,的确有相当多数的年轻人,由于被洗脑,他们宁可怀疑和否定自己、否定自己的父母亲朋,而不可能怀疑或否定伟光正及伟大领袖?难道我们能否认,的确有相当多的年轻人甚至未成年的孩子,他们不仅以“革命”的名义干着荒唐甚至残忍的事情,而且他们也的确认为自己是真的在“革命”?那些未成年或刚成年的孩子又有多少社会经验和辨别能力?我们能过多地责怪他们而放过教唆犯和罪魁吗?——我们的“专政”机构不曾一贯高喊并力行着“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吗?不是有“领导干部问责”吗?对“文革”如此之反人类罪,对罪魁祸首“问责”了吗?惩罚昭彰了吗?向国人认罪道歉了吗?

    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每一个思想者任何时候都应提醒自己的戒律。剖析自我和民族劣根性,与揭露、鞭挞“文革”罪魁祸首以及思想路线、制度的根子,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了哪一点都是不完整的,都容易进入新的误区和平庸;而倘若着重于解剖百姓草根芸芸众生自古有之的所谓“人性污点的‘源代码’”,则恰恰让真正的“首恶”罪魁继续享尊荣于法外!让产生“文革”的癌细胞继续得到庇护并康复、繁衍!我们还要不要在思考问题时分清主次?

    有一位曾经的“红卫兵杀人犯”,他的反思倒是涉及了“文革”反思这面硬币的两面(见文末相关视频)。这样的反思是正确的,可贵的。

    强化自我反思和民族自省的批判精神无疑值得推崇——但企望世人皆如《忏悔录》的作者卢梭,这无疑又是天真和不切实际的,难避乌托邦思维之嫌。因为即便在彻底“革命”的文革,最高领袖号召国人“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从灵魂深处闹革命”——而这,从来就没有从民族整体上成为现实——相反,请客送礼“走后门”一类腐败之风,正是从“文革”后期因“推荐上大学”“知青上调回城”等须格外乞求权力时而兴起的;甚至,主动和被迫的“性贿赂”也恰在彼时风起。

    从“反右”到“文革”的罪魁仍高高在上,尊处殿堂,受人膜拜;“洗脑”仍为“正在进行时”,“革命舆论”仍在继续被“制造”着,且被称为“主流”“正能量”,历史继续被选择性讲述或精致地剪裁——这才是所谓“记忆的裂痕”产生的重要根源

    以上是笔者读魏风先生《记忆裂痕》的一点思考,亦可视为一点商榷。思考仍在继续,应当继续。

    201518/20163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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