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为“现行反革命”李九莲昭雪 美剧 电影 吹水

compass_zhou 2019-3-23 1336


              胡耀邦为“现行反革命”李九莲昭雪


【本站按】 至今还有人为“文革”中可以任意揪斗“走资派”而感到值得怀念,认为那是“民主”,可谓惬意——但这是多么一叶障目!在文革中罹难的数百万乃至千万人中,有多少是所谓“走资派”呢?其实,“文革”恰恰是最大的专制,因为凡是与文革思想路线稍有不同看法者,不论是干部还是群众,统统在劫难逃,这是历史的真实——文革中喊了10年的口号且常见诸于党报党刊的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谁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毛主”还是“民主”?这是铁的事实。

李九莲、王申酉史云峰张志新遇罗克……他们是千千万万在文革中罹难的百姓之典型罢了,重庆的“文革墓园”至今有多少知名和不知名的冤魂在哭泣、呐喊,他们都是普通百姓! 

 

碎“四人帮”后,当代中国揭开了新的一页,但仍有大批如山的冤假错案急待平反。不解放成千上万被定为“反 革命”、“党分子”的新老干部,就不可能出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在解决这一难题的革命中,胡耀邦同志以超人的胆识站到了时代的最前沿,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无私无畏的精神,全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

李九莲§ 从监狱悄悄传出的挂号信

1980 年秋天,江西鄱阳湖畔的监狱中有人托可靠人士,向新华社邮来一封挂号信。信中透露:1977 1214日,粉碎“四人帮”已一年又两个月零八天,江西的一位反林彪、同情刘少奇的青年女工李九莲的下颚和舌头,被尖锐的竹签穿在一起,被拉到赣州西郊枪杀,抛尸荒野,并被歹毒之徒奸尸、割去双乳。十二名曾为李九莲辩护过的干部群众,同时被判以重刑……看到这封信,不禁令人愕然。如果所言属实,这是又一桩张志新式的骇人听闻的大冤案 !

1980 11月下旬,在飞往南昌的途中,我仍在发问:这可能吗?张志新死于粉碎“四人帮”前一年,长春的青年工人史云峰死于粉碎“四人帮”之后两个月,又一位英雄王申酉死于粉碎“四人帮”半年后,而李九莲不但死于粉碎“四人帮”的一年又两个多月之后,而且还在党的新时期召开了“十一大”的5个月之后,中国还会有如此草菅人命的狂徒吗?

到达南昌后,得知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上海休养治病,主持省委日常事务的省委常委、秘书长王泽民对我说,这不仅是千真万确的事,而且当时在讨论是否批准判处李九莲死刑的省委常委会上,他本人就是坚决反对处死这位女青年的常委之一。但他和持同样观点的常委是少数,未能力挽狂澜。为此他一直心存憾痛。他全力支持我详细查访以期纠正这个大冤案。

§ 勤于独立思考的女青年

这位被“冤杀”的女青年,1946年出生于赣州一工人家庭。解放前,由于全家生活难以维持,三岁的李九莲就被送人做童养媳。解放后,其父又把她背了回来。读书时,她十分刻苦,先后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在赣州市第三中学,被选为校团委宣传部长和学生会学习部长。由于善于钻研问题和独立思考,生活也十分简朴,在同学中有较高威信。

1966年,出于无限信任和崇拜毛泽东,她满腔激情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是第三中学“卫东彪”造反团的惟一女生副团长。她参加过武斗、绝食和静坐示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先后被选为赣州市、赣州地区、江西省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一度对“批判刘少奇”和“打倒走资派”,达到十分狂热的地步。

1968年,她与同时高中毕业的少数出身较好的同学,被分进赣州市的一些工厂当徒工(应该是因家庭出身好,没有下放农村——编者注)。真正接触到社会后,她很快发现有很多问题和现象,与自己“造反”时想像的不一样。生产衰退,人民困苦,文化艺术凋零,青年一代痛苦、彷徨与颓废等,像潮水般向她涌来,正是在这个时候,林彪在江西的死党程世清,又刮起了一场“三查”风,查所谓的“叛徒、特务、现行反 革命运动”。全省各地成千上万的干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一夜之间就被打成了“反 革命”,无数人惨然死去或妻离子散。这一切,更啮着李九莲的心,从而使她与当年举国上下许多关切党和国家命运的人们一样,不时扪心自问: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

1969年春天,她为此写了七千多字的三十篇日记,在这些日记中,她对有着重重困难的青年、干部的被迫上山下乡,深表同情;对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受害的老帅老将们,深表不平,说这是“宫廷里指鹿为马”,“中央不是按历史来决定问题的,而是按你对毛林的态度而定的”;对“红海洋”和“三忠于”的愚昧活动,她也极为反感。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她认为“不见得”。她觉得林彪“越来越像个奸臣”,隐喻毛泽东成了“残冬的太阳”,“余晖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持久的;只有那些没有棉衣的无产者才敢大胆地说:‘他并不伟大,也并不温暖,不然我怎么会冷得发抖呢?’”

1969 年2月28日,她给恋爱对象曾昭银写了一封信。其时曾昭银在福州部队当兵。李九莲在这封信中说:“经过多年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时时好想(像)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 (【本站注】此信原文见下页文末)

接着,李九莲还写了这样一些话:“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问题发生怀疑。

在谈到自己的人生态度时,李九莲向恋人写道:“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幸福和完善的理想。’我决心接受马克思所说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人。”

最后她告诫对方:“此信万勿给予他人”;下款“你明白的人”。

然而这个应该“明白”的人却陡生“主动”之念,飞黄腾达的私欲把爱情压得粉碎。他说此信“很反动”,“把矛头直指林副主席”。他立即把这封信交给了上级。“上级”当然更是如获至宝,1969年4月30日深夜,将李九莲抓进了赣州市公安局(当时年仅 23 岁)。

§ 林彪叛逃了,反林彪的人仍然“有罪”

李九莲无所畏惧。在为她举办的单人学习班上,她坦然地复述了自己的许多“活思想”,并交出了信件底稿和日记。赣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支左”部队的赵副师长(笔者去赣州查访时,这位副师长已调任福建三明军分区副司令员)认定李九莲是“现行反 革命分子”,其矛头是“直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是直指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在刘少奇的罪状公布以后为刘少奇进行辩护的……按毛主席的《公安六条》,她全都够格了!”于是,李九莲被抓进了插翅难飞的监狱。

1971 913日,“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出逃并摔死于温都尔汗了。按说,这时不但应该立即开释李九莲,而且应该大大地赞扬李九莲,并向她正式赔礼道歉才是。但是,历来干了错事、坏事从不认错的当权者们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一旦这样做,他们就觉得这会丢了他们的面子,降低了他们的威信,不利于继续作威作福、发号施令。

他们向李九莲严密封锁林彪出逃的消息,继续把她关押了将近一年,直到1972年7月,才把她开释出狱。中共赣州地委给她做的结论是:“性质是构成了现行反 革命犯罪,但交待态度好,出身好,年轻……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调外县安排工作,拘留期间不补发工资。”

他们并派人告知李九莲:“这样处理,你还是人民队伍中的一员,还可以革命。”

瘦小孱弱的李九莲信以为真,欣然走出了牢门。她回家辞别了父母,离开了赣州,到了毛泽东当年搞农村调查的兴国县的画眉坳钨矿,山上山下地挑矿砂,每月工资 16 元。

很快,严酷的现实又一次使她大失所望:敌伪时代的矿警等人可以参加工会,她这个年轻、出身好的却没有资格;三年零八个月的拘禁、拷打、虐待,摧残了她的健康,使她有心却无力从事那种繁重的体力劳动;附近一所中学因为没有英语教员,孩子们都上不了英语课,她要求去补这个缺,可有关人员回答说:宁可荒废孩子们的外文课,也不能答应她的请求;经别人介绍,她同意嫁给一个因出身于地主家庭而三十五六还没找到对象的光棍汉,这个光棍汉却在众人之前嘲笑她:宁可讨一个破鞋,也不要她这个“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的黄花女……

诸如此类的刺激与屈辱,使这位姑娘痛感赣州地委和公检法部门欺骗了她、损害了她。她接连向赣州地区、江西省、中央有关部门申诉,并到北京上访,要求改变这个是非颠倒的结论。

197311月,公安部和江西省公安厅,把李九莲的申诉状转到了赣州地区公安局,要求对她的问题必须进行复查。地区公安局拖延了三个多月,一位负责人对这份申诉状和上级领导机关的批示看也不看,就在上面批了四个字:“此信暂存”,然后束之高阁。

1974年春天,“批林批孔”。多次通过正当途径申诉无门的李九莲,不得不请一些同学,帮她写出一张《反林彪无罪》的大字报,张贴在赣州公园的围墙外,要求赣州地委和公检法机关为其修改“现行反 革命”、“敌对矛盾”的结论,为她的三年冤狱彻底平反。

这一举动,立即引起广泛的同情与声援的热浪。赣州市和赣州地区数以万计的工人、干部、学生、市民、知识分子,纷纷集会和张贴大字报支持李九莲。他们还自发组织了“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下或称“李调会”),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并在群众集会上,与地委书记杜昭等人进行了激烈的唇枪舌战。地委不但断然拒绝了这一情理齐备的要求,反而以“反革命翻案”、“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等罪名,于19744月,再次拘捕了李九莲,将其押往兴国县。

兴国县委领导拒绝受理。他们推辞说,李九莲在赣州市张贴大字报,她的家又在赣州市,这件事理应由赣州市研究处理。两地互相推诿,“李调会”的众多群众又涌向拘禁李九莲的所在,强烈呼吁释放李九莲。程世清随着林彪倒台之后,有人又一次打电话,请示在江西临时掌权的省军区负责人陈昌奉。毛泽东的这位老资格警卫员再次以省委名义下令:不准释放李九莲!

有了陈昌奉的撑腰,赣州地委的腰板更加强硬了起来。他们指责兴国县委没有党性,犯了原则性错误,随之派人去兴国县,把李九莲押回赣州。19755月,赣州地区“公检法”公然以兴国县法院名义,判处李九莲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 矛盾进一步激化,她成了“恶攻”分子

李九莲与赣州地委及地区“公检法”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她认为他们已不是共产党,而成了国民党;他们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法西斯专政,因为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绝不迫害自己人。她拒绝在所谓的《判决书》上签字,也不上诉,并立即绝食以求一死。她断断续续地绝食七十三天

19771月底,劳改农场的犯人们按照一年一度的惯例,进行对上一年度的“年终评审鉴定”。在开评审小组会时,李九莲鉴定中的第一项“我的政治态度”尚未写完,到会“监督指导”的管教人员却对她说:“没有完全写好也不要紧,可以先说说已经写了的。”李九莲拗不过,只好照本宣科。她首先对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在一年中相继辞世表示悲痛,继而对“现在的当政者华国锋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毛主席的一些教导和政策”进行了批评。在场的管教女干部即刻厉声喝道,“不许放毒”,一把夺走了李九莲手中的鉴定草稿。

这位管教女干部和女犯小组中的积极分子,都指责李九莲在进行“fǎn 革命煽动”。而李九莲却泰然自若,早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她的未及读完的鉴定草稿上这样写道:“毛主席历来提倡党的集体领导……华国锋却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华国锋借口fǎn对‘四人帮’,取缔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暴露了他自己就是资产阶级野心家。”

“华国锋在毛主席逝世后,身为党中央主席,没有召开过一次党的会议……无视党的领导作用,妄图用暴力和血腥政策来强迫党员和人民的意志,借口批判‘四人帮’把党搞乱了,把军队搞乱了……”

很显然,李九莲的观点,与她第一次被捕前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与否定的清醒认识是截然对立的。她为什么会这样,本是不难明辨的。

1977222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7] 六号”文件的形式,转发了《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纪要》主张:“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fǎn 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

对这样的会议纪要,当时就有人在私下议论说,这是“非君者诛”、“因言废人”的继续,并是个人迷信的继续和树立新的个人迷信。这只能给那些不明真理的人,继续滥杀无辜以根据;同时也给那些乐于踩着别人的尸骨往上爬的人增添了廉价阶梯。但是,当时的党中央立即转发,要全党全国遵照贯彻执行,这无异于给“文革”初的《公安六条》又添了一条。

19774月,李九莲被劳改的珠湖农场党委,就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给上级领导单位写了一份《报告》。《报告》历数了李九莲的一切“罪行”,认为“李九莲已构成犯罪,其罪恶达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要求对李九莲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份报告,依次得到了鄱阳县法院和鄱阳县委、上饶地区中级法院和上饶地委、江西省高级法院和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的认可。在这各级领导机关的讨论和决定或批示中,也都一律强调李九莲犯有“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一罪,一致同意判处李九莲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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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智之士奋起抗争,但未能挽回狂澜

要求立即判处死刑的报告,被送到了江西省委。省委常委会讨论是否做同样批复时,发生了一场争论。

省委常委、秘书长王泽民、省军区政委张力雄等同志认为,这位女青年的本质是很好的,是忧国忧民、勤于思考、要求上进的。这样的青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此,王泽民、张力雄等同志不同意判处李九莲死刑。

但是,到会的常委中多数人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王泽民、张力雄们只有三票,无力挽狂澜之既倒。

消息传出,赣州地委为进一步打击“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要求省委将李九莲的死刑改到赣州执行。省委立即批复同意。

李九莲被押解到赣州。她既不上诉,也拒不签字。和几度绝食求死时一样,她认为在这个天地里,很难做一个清白正直的人,“活不如死”。

1977 1214日,浮云蔽日。上午九时,赣州市宽大的体育场举行三万余人的公审宣判大会。主席台下先站了一排都被戴着手铐的“李调会”主要成员。他们此来是“陪绑”,最后押进会场的,是五花大绑的死囚犯李九莲。为避免她在广众之前进行分辩或呼喊口号,她的下颚和舌头早被一根尖锐的竹签刺穿成一体,与沈阳张志新被割破喉管和长春史云峰之被缝起嘴唇两角,“异曲”同工。对她的“判决书”一念完,就在她的胸前挂上“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的大牌子,背后插上打着红××的亡命牌,咽喉紧勒,口塞毛巾,架上死囚车游街示众,使她完全失去了任何呼喊的能力,游街一周后,她被枪杀于赣州市西郊土红色丘陵地带的一座小松林中。她的亲属不敢前往收尸(蒙难时年仅 31 岁)。

钟海源一个月后,曾是“李调会”广播车的广播员,已有三岁女儿的年轻女教师钟海源,在南昌郊区被处以极刑(有材料披露,钟海源在被执行死刑前遭到活人取肾的非人虐待)。

6月及10月,被扣以“现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入狱的“李调会”成员达百人左右,其中被判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达 60 人。

在监狱之外,许多机关、学校、厂矿、科研部门声援过李九莲的干部群众,包括原地委常委赣州市市长、原《赣南日报》总编辑、地区或赣州市的一些局长、赣州四周的一些县委负责干部多人在内,被开除党籍或团籍、开除公职或留用察看、党内警告或行政记过、降职降薪、或免职停职靠边站的,多达 600 多人;挨批挨斗、写检讨、坐“学习班”的,以及受到株连的同学、亲友等等,则数以千计,其中有的人被迫自杀,形成了一个殃及广众的大冤案。

§ 拨乱反正的鼓声,很难影响到这个角落

1978 1223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结束。全会决定全面复查和平反一切冤假错案。

12 29日,党中央就以中央文件形式,全文批复了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中央在这份发至县团级、要求传达到全国基层法院干部的文件中说:在复查工作中,对原被认定的反革命案件,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完全合乎规格,货真价实,才是真反革命,不要冤枉好人。”真正做到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要严格法纪,有错必纠。

1979 4月,面对这份已经传达到基层法院的中央文件和江西省高级法院的一再催促,赣州中级法院才不得不复查了一下李九莲大案。案件复查人王光法,就是当年判处李九莲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九人审判委员会”成员之一。他在1979410日写下的复查意见是:“该案事实清楚,量刑适当,被告死不认罪,凡(翻)案。”416日,地区中级法院检查组的意见是“维持原判”。

1980129日,在与李九莲案有关而被判处有期徒刑者的不断申诉下,江西省高级法院再次指示赣州地区中级法院进行复查。法院于当年315日,写出了《关于李九莲现行反革命一案的复查报告》,坚持认为李九莲犯有一系列反 革命罪行,不论是1969年的拘禁、1974年的逮捕和1975年判刑,以及1977年的枪杀,都符合当时的政策,“应予维持原判”。414日,赣州地委常委会“讨论”了法院的这个《复查报告》并决定:“同意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意见,维持原判不变。”

面对赣州方面的这种态度,江西省高级法院调去李九莲案的全部案卷,从198058日开始直接进行全面复查,于当年9月做出了复查结论,并上报省委和最高人民法院。这个复查结论认为,1969年和 1974年、1975年对李九莲的处理是错拘、错捕、错判1977年的处死是“轻罪重判,错杀,但李确已构成反革命煽动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917日,江西省委研究决定:“同意法院意见,属轻罪重判,错杀,撤销原判。李有罪,但不另行判刑。”

就在江西省高级法院将这个复查报告送最高法院的时候,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在全国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说,“文革”中因“反革命”罪被判处的人中,“有十八万四千人遭到错误判决”。然而,这对赣州的某些人来说,仍如耳边风。地委书记杜昭面对笔者的调查甚至说:“记者的屁股坐在什么地方 ?”看来,这个大冤案的彻底平复,非尚方宝剑不行。

§ 胡耀邦的批示,掀开了这里的大铁盖儿

1980年除夕,我飞返北京。对所得素材经数日整理,写出一篇《内参》,题目是:《在“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主要罪名下,女青年李九莲三年前被枪杀至今未昭雪》。当时,华国锋仍是党中央主席。这样的《内参》能否发得出,也还是个大问题。但是经当时的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新华社党组成员杜导正拍板,被送往印厂发排。

125日,那篇《内参》稿一送到党中央,立刻受到了胡耀邦的重视,他当即给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法院院长、公安部部长做了这样的批示:

彭冲、江华、(赵)苍壁同志:此事请予以妥善处理(包括对她的家庭亲人),但处理这类事情,应考虑不要声张,以免引起不良后果,而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

彭冲当天就给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写了两行字:“(江)渭清、(白)栋材同志:耀邦同志的批示,请阅《清样》所反映的情况,请予查明,妥善处理。”

沉重的铁盖终于被掀开了!

217日开始,江西省法院按照省委的指示,并请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和赣州地区公检法机关派人参加,彻底复查李九莲案,39日就做出了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

326日,赣州地委召开了所属各县市和地区直属机关、厂矿企业与学校的党委负责人会议。此时地委书记杜昭已去中央党校学习,所以会议比较顺利地做出了贯彻耀邦批示和省委决定的决定

接着,由省法院、地区法院和有关单位出面,做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正决定。 (全文完)

(深圳新闻网原注:标题为本报所加 略有删节。


【附录-1】 李九莲的“投降书”(绝命书)

援引深圳新闻网原编者注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日(李九莲第二次被判刑前),李九莲开始绝食,从兴国、赣州直到波阳珠湖,断断续续绝食累计73天,创亘古未闻之记录。绝食之后,在一次例行的大检查中,干部在李九莲布鞋的面壳里发现了一张皱皱巴巴的纸,上面写着这样的血泪文字。副标题(绝命书)是原文没有的。

不知何人,劝我投降,似真似假,为此写出“投降书”。

是的,我有“罪”。 我的“罪”就是为党出过力,效过劳,动过太多的脑筋。真理是个美丽的字眼,吸引了无数的年轻人,我为她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原则,我做到了不怕开除厂籍,不怕解除婚约,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凡真理,都有三种遭遇:用得着时,便奉为至宝;用不着时,便贬为粪土;非但用不着而且有“害”时,就象狗一样关进笼子里——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真理的遭遇。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装饰自己,谁就得同时准备用粪土包裹自己纯洁的灵魂!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初旬,有关方面在赣县看守所对李九莲宣读了死刑判决书。李九莲拒绝签字也不上诉,但轻若燕喃地自言自语——这就是思想者最后的思想——)

“活不如死”,在这个天地里,很难做一个清白正直的人。

 我只是像一只杜鹃似地啼出血来,又有何用?

 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还能得到一声回音,

 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此资料仍然引自本文所在深圳新闻网当日该报道) 


【附录-2】 李九莲的“恋爱信”——引起纷争十载,牵连千人刑罚的“情书”

曾昭银:

你好!来信收阅。我觉得此信供你作取与舍的参考较为合适。我以前未知你的态度,所以不便直言。今天我把我的思想情况向你说清楚。

一、对国家前途的看法:   

经过半年多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大革命”发生反感。

对批判刘少奇好象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现象,很多“正确的观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象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

二、个人打算:   

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的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

我决心按马克思所说的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这是作了最低的估计。我之所以要抓住革命与奋斗两种观点不放,是以此思想作指导。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风险和耻辱而动摇,仍保持生活友谊者。因想到你,希望如此。这是我写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与动机。你见信后三思而决。

古人言:“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违背了,把心彻底完全地暴露给你。你是第一个听我说以上思想的人,望无论如何看信后即回信,且一定附回原信,当感激不尽。

看信后,亦不用吃惊,很多人皆如此,只不过隐瞒了。事物总是变化的,人的思想随客观变化,这不足为奇。我也许是“糊涂”,也许是“幻想”,但不向你说清楚,问心有愧。

祝好!

此信勿传于他人!

你明白的人       

1969229日     

【注】19692月并无29日,此信疑为31日。两个月后,李九莲因此信被初恋情人出卖而被投入监狱。关于曾昭银其人,在《中国的眸子》一书相关篇章中有详细交代。

 
胡平住《中国的眸子》

胡平所著《中国的眸子》一书,扉页上正用了李九莲、钟海源的肖像。

京东商城对此书的介绍片段是这样的——

发生在“文革”中的一切罪恶,包括对于人民基本权利的藐视和剥夺,包括对人的思想和言论的统治、禁锢与扭曲,包括任意剥夺人的自由与生命,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它作为中国人心中最黑暗最耻辱的一页载入史册。这些骇人听闻的罪恶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也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消化、消除,永远不再犯类似的错误。而且这些罪恶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难道马克思主义真的是这样的吗?中国人应该永远记住,不管是什么“主义”,只要它导致了这样的罪恶,就应该大胆地抛弃它。这既不需要忌讳什么,也是无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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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mpass_zhou 2019-3-23


    赣州往事:碧海青天夜夜心
      
       
      
      风云乍起:
      
       
      
       1974年早春的赣州,阴郁多雨,气温异乎寻常低,批林批孔运动已经方兴未艾,前几年还炙手可热的接班人,已经和古代的教育家一起成为批判的对象。政治风暴已经来临赣州。
      
       
      
       我和一帮子逍遥派同学和朋友们只要在赣州,就天天乐此不疲地去赣州公园。
      
       
      
       古色古香的赣州公园大门两侧的围墙贴满了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小字报,高音喇叭天天播放时而雄纠纠气昂昂的《告赣州人民书》,时而悲愤低沉的《怀念战友》,间或有人义正词严在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围观者人山人海,口号声此起彼伏,传单雪花般从天空飘落。
      
       
      
       记得一些大字报文笔飘逸、潇洒、犀利,如《静夜扪心录》、《九吐心丝》、《众手掀翻独霸天》等,如果单从文学角度去评价,可圈可点,作为鲁迅风格在赣南的范文也不为过。
      
       
      
       这一切,都和一个人有关:李九莲。
      
       
      
      初反林彪:
      
       
      
       李九莲(1946年—1977年12月14日),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李九莲是赣州第三中学学生、学生会学生部长、校团委宣传股长,是赣州市第三中学“卫东彪”造反团的女生副团长,她的同学曾昭银任团长。
      
       
      
       她参加过武斗、绝食和静坐示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先后被选为赣州市、赣州地区、江西省的学毛著积极分子。
      
       
      
       1967年6月29日—7月4日,江西赣州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数百人死亡。李九莲在收尸时受到刺激,开始对文革提出疑问。
      
       
      
       1969年2月,李九莲被分配到赣州冶金机械厂当学徒,接触到社会,才发现现实和自己“造反”时想像的不一样。她为此写了七千多字的三十篇日记,在这些日记中,她对有着重重困难的青年、干部的被迫上山下乡,深表同情;对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受害的老帅老将们,深表不平,说这是“宫廷里指鹿为马”;对“红海洋”和“三忠于”的愚昧活动,她也极为反感。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她认为“不见得”。她觉得林彪“越来越像个奸臣”,隐喻毛泽东成了“残冬的太阳”。
      
       
      
      恋爱信:
      
       
      
       导致李九莲悲剧的是一封恋爱信:
      
       
      
       1967年12月 时任赣州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副司令的曾昭银参军入伍。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6587部队服役。
      
       
      
      “曾昭银:
      
      你好!来信收阅。我觉得此信供你作取与舍的参考较为合适。我以前未知你的态度,所以不便直言。今天我把我的思想情况向你说清楚。
      
      一、对国家前途的看法:
      
      经过半年多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对批判刘少奇好象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现象,很多“正确的观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象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
      
      二、个人打算:
      
      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的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我决心按马克思所说的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这是作了最低的估计。我之所以要抓住革命与奋斗两种观点不放,是以此思想作指导。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风险和耻辱而动摇,仍保持生活友谊者。因想到你,希望如此。这是我写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与动机。你见信后三思而决。
      
      古人言:“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违背了,把心彻底完全地暴露给你。你是第一个听我说以上思想的人,望无论如何看信后即回信,且一定附回原信,当感激不尽。
      
      看信后,亦不用吃惊,很多人皆如此,只不过隐瞒了。事物总是变化的,人的思想随客观变化,这不足为奇。我也许是“糊涂”,也许是“幻想”,但不向你说清楚,问心有愧。
      
      祝好!
      
      此信勿传于他人!
      
      你明白的人
      
      1969年2月29日”
      
       
      
       
      
       1969年5月1日,李九莲被曾昭银告发而被捕,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拘留审
      
      查。
      
       1972年7月20日,,中共赣州地委对李九莲作出政治结论:以“敌我矛盾按
      
      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释放。
      
       
      
      “调委会”成立:
      
       
      
       1974年4月4日 ,李九莲在赣州公园女墙贴出第一张公开申辩大字报――《反林彪无罪》,引发社会极大关注。随后陆续贴出《一评反林彪有罪――斥反林彪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二评反林彪有罪――谁是反林彪的英雄》、《关于我的日记》、《血泪控诉》、《乱讲一通》……
      
       
      
       李九莲的大字报在赣州引起震动,每天围观和辩论的人络绎不绝。
      
       
      
       1974年4月,赣州地区数万人组织“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简称“调委会”。并走上街头,给予声援。
      
       
      
       1974年4月24日,赣州地区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翻案”拘捕李九莲。主持江西省委工作的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陈昌奉,向赣州地委发出“五点指示”,认为“李九莲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跳出来翻案”。
      
       
      
       4月24日夜,共有259个单位、二千多人举行集会并发表声明:“李九莲以对林彪的及时洞察表明她是酷爱真理、关心祖国前途、无私无畏的好青年!”“立即释放李九莲”的大标语贴满了赣州市街头。
      
      
        会后,数千名群众涌向地委办公楼,要求释放李九莲,交涉了一夜,毫无结果。
      
       
      
       4月25日,几百名群众分乘四十多辆卡车,奔赴兴国县,请求县委和公安局释放李九莲。这就是 “四.二五冲击监狱反革命事件”。
      
       
      
       1974年4月27日“ 调委会”建立广播站、宣传组、材料组、动态组。创刊《战旗》、印行《动态》。
      
       
      
       1975年5月,兴国县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从1975年5月20日到8月1日,李九莲进行了长达74天的绝食。
      
       
      
       1975年12月20日“调委会”负责人朱毅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质疑华国锋:
      
       
      
       1976年,文革结束后,李九莲因当局拒绝为其平反而继续表示抗议,12月,写了《我的政治态度》。对时任中央主席华国锋提出了疑问。
      
       
      
       1977年12月14日,江西省省委认定李九莲在服刑期间重新犯有反革命罪,同意波阳县人民法院判处李九莲死刑,并放在其家乡赣州执行。
      
       
      
      陨落:
      
       
      
       1977年 12月 14日,寒风阵阵。上午九时,赣州市的中心体育场举行三万余人的公审宣判大会。主席台下站了一排戴着手铐的“调委会”主要成员。曾传华、宋德恒、康宏垠、马军、管佑龙、吴文甫、严金禄、朱江涛、刘西贞、徐亨其、方向佑、吴景伯、朱修仁、赵诗镜、龚伟农、郭宗琇等“调委会”人员二十四名,分别被判五至二十年不等。
      
       
      
       最后押进会场的,是五花大绑的李九莲。
      
       
      
       我们当时的记忆是她肤色苍白,面露痛苦之色,在场的群众一阵拥挤,人头攒动,都想看清楚这个震动赣州的有思想、敢表白的奇女子什么模样。
      
       
      
       后来听到传说:为避免她在广众之前进行分辩或呼喊口号,她的下颚和舌头被一根尖锐的竹签刺穿成一体。
      
      对她的“判决书”一念完,就在她的胸前挂上“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的大牌子,背后插上打着红××的亡命牌,架上囚车游街示众游街一周后,她被枪杀于赣州市西郊土红色丘陵地带的一座小松林中。
      
       
      
       其亲属不敢前往收尸。李九莲的尸体遭到侮辱:赣南机械厂的退休老工人何康贤,把李九莲的乳房和阴部割了下来,后被判刑七年。
      
       
      
       一个月后,曾是“调委会”广播站的广播员,已有三岁女孩的年轻女教师钟海源,在南昌郊区被处以极刑。有毛骨悚然的传说:她被活体取肾。
      
       
      
       6月及 10月,被扣以“现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入狱的“调委会”成员达百人左右,其中被判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达六十人。
      
       
      
       许多机关、学校、厂矿、科研部门参加声援过李九莲的干部群众,包括原地委常委、赣州市领导、原《赣南日报》负责人、地区或赣州市的一些局长、赣州一些县委负责干部多人在内,被开除党籍或团籍、开除公职或留用察看、党内警告或行政记过、降职降薪、或免职停职靠边站的,达数百人。
      
       
      
      结局:
      
       
      
       1977年2月 曾昭银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
      
       
      
       1980年1月,胡耀邦作出批示,此案得以重新审查,李九莲获得平反。
      
       
      
       
      
      1989年6月20日 《当代》1989年第3期发表胡平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眸子》(曾经在赣州发行受到阻碍),并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书。
      
       
      
       2003年,曾昭银死于中风并发症。
      
       
      
       李九莲事件是赣州继“6.29武斗”后一个影响较大的事件,几任省委书记程世清、陈昌奉定下了调子,形形色色的组织、官员、名人、草根、山头参与其中,居心叵测,观点各异,出尔反尔,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
      
       
      
       记得当时我保留有几份皱皱巴巴的“调委会”油印传单,后来几次搬家,不知所终,在赣州多次寻觅未果,叹息:毕竟是赣州一段风云起伏的岁月和事件啊!
      
       
      
       在赣州八境路收藏市场新淘来的1974年赣州地委领导在地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涉及有赣州文革中几个比较大的政治事件:6.29事件、李胜、303学习班、李九莲调查委员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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