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申酉冤案昭雪记——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被处决 电影 吹水

compass_zhou 2019-3-23 700


本站按林昭张志新等思想的先驱,被冤杀于文革最黑暗的年月,虽令人义愤和扼腕,但起码符合荒诞时代的荒诞逻辑。而粉碎“四人帮”以后,同样是思想的先驱者——青年工人王申酉却被处决了,这简直令人匪夷所思!思想罪、言论罪(文革中叫“恶攻”罪)与天朝子民如影随形数千年,何日才是头?

青年工人 王申酉我阅读王申酉的《亲笔供词》和他的日记和信件的时候,情绪十分激动,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人才啊!我感动得不禁落下了眼泪。

我把《亲笔供词》翻印了寄给北京的几位理论界人士去看、去评,他们认为:在粉碎“四人帮”以前,对我们国家中的一些根本问题,能提出如此系统的见解,实在是了不起的事

一位权威的政治经济学专家看了后说:“王申酉已能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用自己简洁的语言谈清楚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十分难得的。他所提出的看法和主张,正是我们已经开始实行或尚待实行的政策。”而正是这样一位优秀不凡的好青年,在历尽残酷斗争和折磨之后,含冤长眠九泉了。

一、引 子

 私人情书上有“恶毒攻击”之词怎么就犯杀头之罪呢?

197881日,我到华东师范大学(当时叫“上海师范大学”)担任党委第一书记,抓的第一件大事是平反冤假错案。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我说,平反冤假错案,一秒钟也不能耽误。粉碎“四人帮”以后,仍让一些同志继续生活在冤假错案的痛苦中,简直是犯罪行为。这是出自我切身体会之言,得到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

197981日,我接到师大毕业的一位研究生写的信,说粉碎“四人帮”半年后的19774月初,上海法院判处死刑枪决的师大物理系毕业生王申酉,可能有错,希予以查处。

我在查阅学校有关档案中发现,这是毛泽东逝世后由学校捕送普陀区公安分局的。一个月后,学校又补送了正式公文,文中称:“王犯申酉,罪行十分严重,实系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他死不悔改,在全国人民哀悼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书写恶毒攻击毛主席‘万言黑文’,要求从严惩处,建议判处死刑。”

我仔细阅读材料,心里盘算再三,发觉所谓“万言黑文”,只是他给恋爱对象写的一封情书私人情书上有所谓“恶毒攻击”之词怎么就会犯杀头之罪呢?我派我的秘书李树俊同志,持我的介绍信到区公安分局,要求查阅有关档案,得到分局的支持。

李树俊看了档案并带回分局决定处死王申酉时所开列的罪状油印件一份,我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而且感到十分愤怒不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竟还依这些“罪行”来杀一个大学生,公理何在?我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案子弄个水落石出,请市委予以平反昭雪

开列的这些“罪状”,是些什么内容呢?

原来,王申酉在情书中,为“彭德怀这位热血老人”呼冤叫屈,为在“文革”中“打倒刘邓”忿忿不平,并说“文革”使“中国倒退了”,他还批评人民公社勾画的改造社会蓝图为“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与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格格不入”;批评闭关自守政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130年前带着兴奋的心情看着印度和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市场,一起参加世界历史活动。然而130年后的中国现时状态,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天有灵,该会产生多么遗憾和失望的心情啊!

在我详细阅读王申酉的材料中发现,王申酉除有个别观点不正确及一些语词不当外,在“四人帮”覆灭前,在当时黑沉沉的中国大地上,有如此精深正确的观察,高水平的先见,是多么难能可贵,他的不少分析和预见为粉碎“四人帮”以后迄今党的政策理论和实践所证实

王申酉在他的日记中说:“别人加给我的罪名,正是我的成就。”以上“罪状”的性质恰恰就是如此。据此以反革命罪判以处死,实属莫大冤案,这又一次为“两个凡是”路线的错误提供了确证

二、转 向

 王申酉因肚子吃不饱,萌发了对国家政治现实的思考,他激动地在日记里写道:“我再次呼吁,我要吃饭……在马克思主义里,他找到了答案

王申酉,19458月生,祖籍河南南阳,父母都是逃荒来上海的贫农、苦力,解放后翻了身,生活有所改善,父母从小教育王申酉爱党爱国。

中学时期,王申酉是一个优秀学生,热爱集体、热爱劳动,但最热爱的是看书。他对衣着、食物全不关心,得到的零用钱都去买书,白天有空就上图书馆,晚上看书到深夜。父亲因为怕他弄坏身体,又因看得太晚费电,常骂他甚至打他,但都改不了他的这个习惯。他伤心透了,在日记上写下这样的话:“我仍狂爱书籍,情愿少睡觉”,“我看书的热情是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了的”。

初三时,哥哥王申同送给他一个日记本,他在扉页上写道:“从320日起,每天有什么心得体会和事情,我一定同申同哥一样,毫不保留、毫不羞愧地记在这本日记上,并做到笔迹端正。”王申酉一直按照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去做,一直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不论喜怒哀乐,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在他的日记中没有“禁区”,上自党中央、毛主席,下至学校、家庭、朋友、同学,都没有虚假和掩饰地写下自己真实的心声。在没有思想、言论自由的国度,写“日记”绝对是危险的事,此举曾带给多少国人以灾难!王申酉的悲剧再次对此佐证。——本站注

1962年初,王申酉以优秀成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无线电物理专业,立志要成为一个科学家。他的精力集中于自然科学,但自高中时起,他还爱上文学,阅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和各种名人传记。大学一二年级时,他的知识面已相当广阔。

他进大学时是18岁,正在长身体,粮食定量不够吃,而学校的“劳动课”越来越多,他的身体支持不了。他激动地在日记上写道:“我再次呼吁,我要吃饭,由于下乡劳动,用粮突然增长(我是付出了巨大蛮力的)……现在我每天只吃15—16(约合现今0.5千克)而菜几乎是没有油水的青菜之类,人们身上的油水恐怕刮到最深刻的地步了……”王申酉因肚子吃不饱,萌发了对国家政治现实的思考,开始窥探复杂庞大的社会领域,他觉得对许多问题不清楚,他朦胧地觉得这是政治领域的问题,他想搞清楚这些问题。

由于他坚持独立思考,必然与随后而来的“文革”发生尖锐矛盾。王申酉政治生涯的坎坷,从到崇明参加“四清”时就开始了

19657月,他们全班学生下放崇明农村搞“四清”。王申酉进大学之初就要求入团。到崇明参加“四清”时再次要求入团,不但未成功,他的“日记”却被团干部摘抄了,受到严酷的批斗。由于当时“文革”动乱已开始,学校已陷入混乱,对他没有下处理结论。

他对于团干部竟可以偷阅私人日记,日记上的自我表白也成为批斗材料,十分反感,他对这种社会现象十分迷惘不解。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是“自己和自己的对话”。日记成为对人进行“斗争”甚至判处刑罚的罪证,这就是典型的“思想罪”了,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的真实现状——本站注

返回学校后,他感到自己很可能列入被斗的行列。他就实行起半真半假的“韬晦之计”,以“响当当”的工人家庭成分参加了“红卫兵”。他为头头之一。他认为可以躲过灾难了。但对立派立即贴出大字报揭发他写的“反动日记”,抄了他的家,将他隔离审查,轮番毒打

“韬晦”不成,他又想回到科学之路上去,并决意把英语、德语学好,但他的书籍都被抄走了。他想,学校图书馆的书无人读,他为什么不可以去“索要”回来一部分呢?他就去“偷”了两百本科技及其他类的书,他“偷”时对着这些书默默地说:“我会以千万倍的价值偿还国家的!”

他潜心读书,可社会的风暴又无法使他安下心来,他仍关心着国家及世界大事,于是他到旧货商场买了些旧、次零件,装配一架半导体,偷偷收听国外电台广播。

19681月“清队”即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其目标主要是针对普通民众——本站注。另:点击这里查看史志时,王申酉自然又受到残酷批斗。对他学习外语,则认为是为叛逃外国做准备,同时学校向市公检法军管会控告王书写反动日记、收听敌台广播和盗窃学校大量书籍,于是,他被逮捕,投狱一年零三个月,最后以“思想犯”的结论而判教育释放。后来又因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写了《我的自白》和《大学六年思想小结》两张大字报,以“坚持反动立场,破坏一打三反”的罪名被作敌我矛盾处理,监督劳动

1970年,华东师大准许王申酉毕业并分配工作,但有关单位看了王申酉的“历史档案”后,不愿接受。王申酉这次受到的心理打击,比受残酷批斗、毒打还要伤痛。他原想会被分配到大西北穷山沟中去做中小学教师,如这样他也愿意去干一辈子。可是现在分配不出去,社会丢弃了他,他感到完全绝望了

这年11月,王申酉被学校送往苏北大丰(农场)五七干校监督劳动。自“文革”开始到送大丰劳动前的四年多时间中,王申酉常处于迷惘、彷徨中,心情时而高昂,时而下沉,激烈的思想矛盾和痛苦,使他最后汇集到一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上究竟是怎么说的?“文革”这些现象是马克思主义的本义吗?要搞清楚“文革”及中国近二十余年的发展,必须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话、原意中去找答案。他觉得自己太幼稚了,马列理论只知点皮毛,人云亦云,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到大丰后,一场惊人的学习开始了

王申酉很清楚,大丰不是为他准备的读书的好环境,他是在监督下劳动,他要为自己争取到读书权利,首先必须在劳动改造上使监督者无话可说。因此他早出工,晚收工,出大力,专拣重活、脏活干。他集中精力通读《资本论》三遍,通读《马恩全集》到第十三卷。在读这些书的过程中,他逐渐觉得眼睛明亮了,敏锐了。他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世界。他首先对“文革”作出了结论,他说:“当我读了马恩列斯大部分著作以后,我明白了,原来他们根本不是马列,马列是正确的,他们不过是挂着马列牌子的封建主义而已。

王申酉在大丰如此刻苦地大量读马列的书,该得到造反派的表扬了吧?不,相反他由此而不断遭到批斗,说他刻苦攻读马列,是准备在理论上进行反击,迫他交代反革命意图。王申酉坚持不屈,一再进行申辩。后来师大造反派终于把他躲进破旧小屋读马列的这点权利也剥夺了。19726月,他被从大丰调回到学校物理系做清洁工作和在校农场劳动。不久,又给他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帽子,在学校监督劳动。

王申酉被处死的罪状就是他这期间写给女友的一封信。

这封信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呢?这得从他恋爱生活屡屡横遭粗暴干涉谈起。

三、恋爱风波

 王申酉知道,他的爱情“生死簿”掌握在学校保卫组的手里。他和吴顺娣的着急心情和恐惧感也随之加剧

1974年,王申酉已经29岁了。他迫切希望结婚,希望获得一点家的温暖。

在学校劳动中认识了女工李善美。李同情他,待之如弟,并给他介绍了崇明农场知青谢芳做朋友,两人感情渐深。此事被学校保卫组知道,保卫组去找谢父母,说王申酉是“反革命分子”,现在监督劳动之中。谢芳的父母十分害怕,强迫女儿与王断绝了关系。后王申酉与另两人恋爱,亦同样遭受破坏。

19762月,王申酉又从奉贤调回学校参加“人防”劳动(“人防”者,“人民防空”也,亦即挖城市防空洞等工程,属于当时防“苏修”核弹进攻的备战措施——本站注),由学校保卫组直接监督。

此时王申酉已31岁。但他是人,人就有七情六欲,他要爱,要追求人生的伴侣。中学时代的女同学热心为他介绍了一位身材颀长优美、有相当文化程度的青年女工吴顺娣,王申酉十分满意。吴顺娣亦有独立思想见解,两人有共同语言。姑娘为王的才华所倾倒,两人的感情逐渐加深。

王申酉在一次给吴的情书上说:“你有没有思想准备,如果坐了牢,你肯为我送衣服到牢里来吗?”“我相信我所想的和做的是为了有利于社会,而不想损害社会,我永远也不承认犯了什么反革命罪。”吴顺娣表示理解他,不害怕什么。

王申酉自结识吴顺娣后,一面因爱情日益加深而感到激动、幸福、快乐;另一方面,过去三次恋爱遭受破坏的残酷阴影,经常罩在他的心上,害怕再遭到同样的命运。王申酉知道,他的爱情“生死簿”掌握在学校保卫组的手里。他和吴顺娣的着急心情和恐惧感也随之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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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工人 王申酉申酉决定主动去找保卫组工人师傅当面谈。他找到此人后,把自己和吴恋爱的过程向他详细讲了,反复恳求保卫组不要干涉,不要破坏他们的恋爱和婚姻。

谁知此人当天就赶到吴顺娣家和吴的工作单位施加压力,并对王申酉进行人格污辱,使吴顺娣在家里和工厂里都无存身之地。

王申酉知道这一情况后,感到很严重。他通过介绍人约吴谈了一次话,因当时无充分时间交谈,他希望吴不要匆匆作出最后决定,表示他将在几日内写一封详细的长信给她,向她全面地、深刻地表白他的世界观和对各种问题的具体看法,以及他对他们爱情关系的想法。为了稳定他所爱姑娘的心,挽救濒于危险关头的爱情,谈话后,王申酉立即赶回学校,集中全部心思写这封长信。他打算三四天内写完,在910日下午交给吴顺娣。

1976910日,亦即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是个星期日。

王申酉起了个大早,赶到学校|“人防”休息室,埋头写尚未写完的长信。他以为星期天不会有什么人来。谁知道当他正埋头写的时候,一个监视他的工人突然到来,大吼一声说:“写什么?交出来!”王申酉一惊立即撕碎信纸,一部分塞进口中,一部分送到水槽里,工人便扑上去夺,没有吃掉的,没被水冲走的纸片都被抢夺了去。这工人大喊:“抓反革命!”保卫组的人来到,立即把王申酉抓了关起来。他们将撕碎的纸片拼起来,作为“反革命黑文”。当天下午就将王申酉押解到区公安分局关押,并于当夜审讯

四、“万言黑文”

 在那现代迷信盛行的岁月里,在许多人的脑海尚被冰封的时候,在大批“极右”和提倡三个“正确对待”的时候,就把问题说得如此透彻,没有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没有不顾身家性命的勇气,能办得到吗?!

对王申酉的审讯从粉碎“四人帮”前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后。

19761118日那次审讯中,审讯员给了他一支笔、一沓纸,责令他把“万言黑文”的全文重新写出来。

王申酉的这封长信是他长期学习马列理论和思索社会问题的思想结晶。法庭虽没有把撕碎的剩余纸片给他,但凭着他的记忆,仅用五天时间,就把原意写得既清楚又完整,还把两万字的原信扩充到六万字。扩充后的信,经与原信核对没有意思的差错,他直接引征大量马列的话,和原意都无出入,许多句子甚至和原书完全一样,好像照抄而来。王申酉写的时候,如行云流水,一泻千里,一天写一万多字,这是多么惊人的速度,多么良好的记忆和扎实的理论根底啊!

要了解王申酉深邃的思想,含冤的深重,及以“反革命”罪处死他的荒诞,认真读一下这六万字的“亲笔供词”太必要了。因篇幅有限,我在这里只能扼要地摘引一些内容。

王申酉在长信的一开始就写道:“在1970年正式阅读马列著作前,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别人运用马列著作的词句,自己也在大字报中运用,总当工具一样看待,根本没有意识到它是一门科学。我看到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从这些著作中摘引他所需要的部分为宣传自己的观点和目的服务,像万应的灵丹妙方一样,但同时又什么用处也没有。只是在197011月去大丰我校的干校后,我被剥夺钻研自然科学的机会时,才开始真正阅读和钻研马列著作,慢慢产生了真正的兴趣,逐步发觉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一门人类用来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惟一正确的科学。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指导,作为研究方法、立场,才能透彻地解释一切社会现象。

接下来,王申酉以极其简练明快的笔触,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叙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及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发展和失败的过程。他写道:“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一种历史性经济范畴,我们并不像资产阶级辩护士所鼓吹的那样,它是永恒的。但也不赞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主观意见,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可以跳过它或者在它没有最充分地发挥它的历史作用之前抛弃它。”“我们所要做的是深入地研究和考察这种生产方式和固有规律和矛盾,尽可能充分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并减轻它的祸害,缩短它的寿命,限制它的一切破坏作用,创造一切条件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再接下去,他就谈到了对1949年以前中国历史的看法。从明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加快发展;从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详细地回顾了满清王朝这具封建木乃伊怎样在抵触西方资产阶级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后发生解体的过程。他写道:“毛主席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武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环境,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如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发动农民搞土地改革,推翻了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这一切都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这是毛主席不可抹杀的历史功勋”。

接着,王申酉就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独到看法。他认为“五·七指示所描绘的社会蓝图,是一种‘理想世界”,“消灭分工、消灭三大差别,那是要有物质基础的”。他还认为“要谈论生产,就要抓生产、交换和分配问题,而鞍钢宪法都没有提及,只提取消分工”。并鲜明地指出:“现在,无论什么人,在口头上都承认价值规律这样一条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基本的规律仍在社会主义社会内起作用。价值规律起源于商品经济,只要社会主义以商品经济形式进行,价值规律就一定起作用。”“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利润仍应看作衡量企业经营成就的主要标识,物质刺激、奖金制度仍应看作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手段。”他提出疑问:“主席在三年国家经济困难后还说过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怎么现在又要取消了?

王申酉批评林彪的唯心主义,他说:“从全部能阅读到的作品中来看,绝大多数是军事著作,除此以外,就是狂热的吹捧文章,对除军事以外的其他东西,大概全是一窍不通。他鼓吹的唯心主义道德教条,鼓吹唯心主义的精神作用,表明他的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是截然对立的。”

在长信的后半部分,王申酉严厉地抨击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怪现状。他列举他所获得的大量资料,分析我国工业、农业、文教科技、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现状,接着指出:“我国越来越成为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

在谈到“近两年来党内斗争状况”时,他指出:“这场斗争关系着我党我国今后的前途、八亿人民的命运、世界政治风云。”“到了十分激烈、致命的时刻,稍有一点热血的青年都应关心一下。如国家完蛋,党完蛋,个人还有什么指望?”

他赞扬周总理,说他“半个多世纪来兢兢业业地把自己高度的智慧,无穷的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为中国人民立下了光辉的功劳。但他人格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光明磊落,从来不想突出个人,全心全意地把全部力量扑在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上”。

他称赞邓小平,说他在“‘文革’初期遭受了极其严厉的批判,大多数是无端的污蔑和攻击,受尽了委屈。很少人能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消沉,不委靡不振。但他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利益,同样不计个人恩怨,以超人的气慨和极旺盛的精力站起来,短短一年就打开了局面……”

王申酉这封长信,全是打倒“四人帮”以前所形成的真知灼见

这些精辟的见解,现在看来,也许有人会觉得并不稀奇。然而,在那现代迷信盛行的岁月里,在许多人的脑海尚被冰封的时候,在大批“极右”和提倡三个“正确对待”的时候,就把问题说得如此透彻,没有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没有不顾身家性命的勇气,能办得到吗?!

五、平 反

 经由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查,终于最后作出结论,认为王申酉是一个好青年,没有死于“四人帮”横行时期,而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被处决,是不幸事件。

王申酉进监狱不久,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十分喜悦,满怀着不久就可释放的希望,向监狱提出了八点书面要求。在第三点中,他说道:“在‘四人帮’问题暴露前,我深信我即使有活着的机会,也决不会有再回到社会上的可能了。但‘四人帮’打倒后,我心中产生了希望。我确实从内心为这场斗争的胜利感到高兴,日夜兴奋得无法宁静,深切地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遗志为人民立的大功,我深切地感到社会主义祖国前途光辉。每当我看到报上报道的社会主义祖国到处蒸蒸日上的新气象时,心中无法平静,反反复复阅读,高兴。……我渴望还能有机会回到社会上去,……我一定一个人发挥两个人的力量,好好的为社会主义贡献我全部力量。”

但他的这一宏愿,终于在“两个凡是”的一声枪响中被化为泡影……

夏征农在我调查清楚了王申酉被冤杀的情况后,在市委书记夏征农同志以及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陈沂同志支持下,按党章规定的党员可以越级向上陈述意见直到中央的权利,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要求给王申酉平反的报告,并附上判处王死刑的九条依据。

最高法院(大概是中纪委转送的)批回上海市法院复查处理。后来,我又向新任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同志和市委常委会报告,请求给予平反。后又经由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查,终于最后作出结论,认为王申酉是一个好青年,没有死于“四人帮”横行时期,而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被处决,是不幸事件。并责成中共上海市委做好王申酉同志的平反昭雪工作

198143日,由市委书记钟民同志主持,夏征农等同志到会,在上海展览馆电影院召开了为王申酉平反昭雪的全市性大会。

我代表市委王申酉案件调查领导小组,报告了此冤案形成过程,并代表师范大学和师大党委,对王申酉同学的被冤杀表示沉痛的悼念,向王申酉同志的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普陀区法院宣布的判决书中说:

“现经查明,王申酉在‘文化革命’期间,因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而遭到政治迫害。原判决认定王申酉自1971年以来散布反动言论,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唆使其弟王解平进行反革命活动等,均是颠倒是非,与事实不符,应予否定。关于王申酉于1976910日写给友人一封表达自己政治、理论见解的长信,其内容不存在所谓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制度的问题。据此,原审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王申酉死刑立即执行,纯属冤案,应予平反。”

大会上,夏征农同志在代表市委的讲话中说:“王申酉是一个好学上进、有理想、有抱负的好青年,长期遭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可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两个凡是’观点的影响,因而在处理王申酉这类案件时采取了错误的指导方针,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加上审查不严,草率决定,严重违反政策,冤杀了王申酉同志,铸成了无可挽回的错误……

王申酉,从他遭受迫害到冤杀,直至平反昭雪的全部过程,到此结束了。

王申酉冤狱的平反,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得到贯彻的一个胜利。(全文完


为什么要杀我?!——纪念极权主义的自觉批判者王申酉
文/何与怀
2012年05月04日,星期五

(1977年4月27日,王申酉在其严辞批判视为死敌的“四人帮”倒台半年之后,却惨遭枪决。特发此文以为纪念。)

王申酉


1977年4月27日,上海郊区的刑场上,一名年轻的文弱书生被执行了枪决。
他名叫王申酉,当时默默无名;而今天,在十四亿中国人当中,知道这个名字的人,也太少太少了。
王申酉生于一个工人家庭。1963年,十七岁的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他学习勤奋,关心时事,立志当科学家报效国家。当时,“左”的思潮已很盛行,王申酉把他的不满和思考,在日记中写了出来(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从上初中到大学一直写了许多年),结果给他带来了悲惨的命运。
“文革”开始,他被抄了家,日记被拿来公开展览批判,红卫兵用皮鞭抽打他,随后送他进监狱。他被关了两年释放出来,学校不给分配工作,留校(包括一段时间在“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当了十年“待分配学生”。他边劳动边读书边思考当代中国种种社会问题。1976年,他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女朋友。他给女友写了几十封情书,文辞优美,思想深刻,有的纵谈人生理想,有的抒发对音乐艺术感受,洋洋万言。学校保卫科对他的恋爱却横加干涉,竟要姑娘与他断交。王申酉悲愤极了,动手写一封长信,全面介绍他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观点。后来,在监狱里,审判员要他将被撕毁的这封信重写出来。王申酉在六天内写出,洋洋洒洒六万字,内容包括: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关于苏联历史,关于中国历史,关于“文革”,关于毛主席。审判员从他的〈供词〉得出结论:他恶毒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运动,“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为彭德怀、邓小平翻案。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了。王申酉获悉这个大喜讯后,以为他的苦难生涯该中止了。他梦想出狱后从事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然而,他万万没想到,在“两个凡是”(即指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提出和推行的错误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指挥下的专政机器,还是在无情地运转着。真是晴天霹雳!1977年春天,上海市革委会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在“五一”前公审并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这些领导在一天内听取并同意了五十六个死刑判决案,平均每六分钟通过一个。王申酉不幸名在其中。而当晚,他还在狱中苦读恩格斯的《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思考哲学问题并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个摘要。
而第二天,1977年4月27日,在大雨如注中,王申酉被押赴上海卢湾区体育馆。在参加公审大会的三万人面前,他第一次听到判决书,猛然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无情判决!他绝对想不到如此致命的判决,但来不及申辩一个字——根本不容他张口说话,便被立即押上囚车,押赴刑场枪决。
是年王申酉仅三十一岁!


王申酉后来获得平反。之后,1980年秋天,《人民日报》记者金凤一行,曾到上海参加王申酉案件的采访。
金凤他们来到“公审”王申酉的普陀区体育场,又从会场赶到刑场。路上只花了三十分钟时间。这也就是王生前走过的最后一段路程的时间。陪同有当时执刑的刑警。他木然地指了王最后站立的地方,又取出行刑时用的手枪,还给金凤他们看了王中弹后的照片。这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
金凤他们访问了法院和公安局的人。此时他们目光呆滞,面部毫无表情。他们对所有的问题都是一种回答——都声称是:“奉命拘捕”、“奉命审讯”、“奉命判决”、“奉命行刑”!金凤说,确也如此,专政机器,向来是奉命行事,哪有甚么司法独立?原上海市法院院长也访问到了。原本区法院对王申酉的判决是“死缓”,上海市法院亦已同意,但这个法院院长又改为“死刑,立即执行”。当然,这并非表现他的“司法独立”性。他承认,由于他的私心杂念,害怕被看作“右倾”,便把对王申酉的判决“升级”了!金凤他们看了法院卷宗,又看了当时的上海市革委会常委讨论五十多个判决死刑案件的记录。真是杀气腾腾,平均六分钟讨论和决定一个案子,不住的“杀”、“杀”、“杀”!金凤说,粉碎“四人帮”时,全国一片欢腾。可是人们高兴得真是太早了。他们怎能想到,半年之后,中国还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金凤他们来到当年关押过王申酉的牢房,这是一间关押十几名犯人的不到十平方米的囚室。“四人帮”倒台后,王曾不止一次遥望铁窗外的天空,以为苦难终于到了尽头。他们来到王书写〈供词〉的地方。一张三屉桌靠窗放着,窗外是两株榆树和一丛月季。如今榆树苍翠欲滴,月季也娇艳地盛开。金凤感叹地说,它们都是王申酉书写〈供词〉的见证!可惜它们现在生机勃勃,而这个人却永远离开人间!
金凤以一个记者所应有的良心和正义感,作了以上周详的采访,并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初稿,发排成小样,送中宣部审查。中宣部领导在中南海接见了金凤。可是,令金凤大大出乎意外的是,这个领导很客气地说了文章写得很好,有时代气氛,有感情,有思想深度,文笔也很流畅诸如此类的客套话之后,却口气一转:但是,因牵涉到中央领导同志(指华国锋,是他当时主持中央,下令严厉处置所谓“恶毒攻击罪”的),上海市革委会主任苏振华同志虽然已去世,还有一些同志仍在,也不好办。总之,文章虽好,却不能发表。他对金凤客客气气地说:“不要公开发表了吧,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吧。哈哈!”(见金凤,〈十年生死祭〉,香港《二十一世纪》扩增版第二期,2002年5月31日)一声“哈哈”,金凤写的文章和王申酉一样,也被判了“死刑”!
金凤当然感到很遗憾。王申酉这个冤案虽平反,但是不能详尽地公开见报。而王申酉生前在写给女友的信中和在监狱里写的〈供词〉中,很希望将他的悲惨经历、心路历程写出来,传给后人特别是青年朋友。金凤说她手捧王申酉的〈供词〉、日记、书信,仿佛捧着一颗滚烫的心。
又过了二十二年(好漫长的岁月啊),2002年,历经周折,金凤和学者丁东编的《王申酉文集》在香港出版了。但是,此书始终未能在大陆公开出版,令人不胜感慨!也许内中有一条似隐似现的逻辑。人们不禁回忆起:当年,“四人帮”以及其他一些文革新贵们倒台后,社会出现一股批判的洪流,而这股洪流首先就是挑战已经去世的毛泽东。正是为了镇压这类挑战,上海的执政者选择了王申酉作为“活祭”!而后来,就是因为“活祭”这一点,上海市委常委们对王申酉的平反问题感到难办。为研究这个平反问题,他们先后竟开了十九次会。有人算过,如果每次会算三小时,十九次会五十七小时,三千四百二十分钟,是判王申酉死刑立即执行所用的六分钟的五百七十倍!


人们会说,在王申酉这件事上,人间的荒唐莫过于此!但是,在当时一些当权者看来,他们绝非荒唐。虽然王申酉的观点,不过是写在日记中,写在给女友的书信里,他没有结社,更没有把他的主张付诸政治活动,但是,王申酉追求思想自由,便是“罪大恶极”,必须处决。的确,在王申酉的自白〈供词〉中,处处可以看到这样的“罪行”:

我这一充满活动力的年青躯体……我渴望自由,特别是思想的自由。
世界上有甚么比压制思想还要痛苦的事呢?
人总是要认识的,无论外界采取甚么最卑鄙无耻的压制也好,用虚伪的事物堵塞真实事物也好,绝对也阻挡不住人的认识,真理总会被认识的﹗
唉,困难啊,我们被剥夺了甚至获得充分知识的自由。
我自信自己是追求超越个人范围的人世间中像知识、真理、正义等一切美好事物自愿作出牺牲的。
为甚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那么大力与禁锢着他精神发展的种种社会桎梏作斗争,但他走上统治舞台后,却使我们这一代青年带上更严厉的精神桎梏。

王申酉在其自由思想指导下,充满着强烈的批判意识。对某些人来说,单单这些批判意识,就绝对是“可怕”的。请看──
1963年,王申酉指出,“在我们国家里,还存在着‘革命’功臣与广大平民的不平等”。
他批判思想独裁是1964年。在1964年9月19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完全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的脑袋。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在六万万人的、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陆地上以一个同类生物的思想作为神圣的意志来主宰一切。这一成功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1965年,他指出,“三面红旗一出,三年困苦降临到六亿人头上”。
1966年,他批评“在六万万人民中空前地培植起同封建时代类似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
在同年7月12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我就是敢于追求真理!!!我只服从于真理!我宁死,宁放逐到最危险最边远的地方去做奴隶,也不愿放弃真理。我敢于对现实怀疑。任何暴虐暴政我都不怕。”
同年8月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依我看,只有回复到没有奴隶主的奴隶社会,大批的人们去做最简单而繁重、单调、效率极低的劳动,才是最符合他们的想象。他们的政策决定了将走向这个极端。”
再过十日,他写道:“古今中外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如此疯狂的大独裁者,但越独裁,越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最听不见别人的话,也越受孤立,现在真是‘众叛亲离’的时候。”
1967年,他指出,“毛在十年前划了30万右派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是无权无势的耿直志士。”
在写于1976年11月18日到23日的〈供词〉里,王申酉全面地反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系列极左思想的恶果,提出了尊重价值规律,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系统的改革主张……
在专制极权者看来,王申酉这些观点都是“十恶不赦”的。
“对于人类社会中最强暴野蛮的精神统制,我是一头坚强为铜的雄狮”——王申酉曾极其坚强而自信地宣布。他对毛泽东极权主义体制进行质疑和批判真可谓出于一种思想的自觉。


王申酉终于死于专制极权。他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位先驱者,是一位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就对毛泽东有深刻认识的先知先觉者。在那个全民族集体被催眠、集体陷入疯狂的年代里,他竟能够一眼看穿毛泽东的专制本性和祸害,真可谓凤毛麟角!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王申酉一些想法后来部分地见诸于邓小平的施政思路,有一些直到今天还是言论禁区。虽然四十年过去了,对毛泽东及其思想体系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今天中国现实社会中一个越来越难于绕开但官方却迟迟不敢触动的严重问题。
马克斯.韦伯在他的《中国的宗教》一书中,认为中国儒家教育的文化使命有二,其一是唤起“卡理斯玛”(charisma)。所谓“卡理斯玛”,是象征的秩序中心,是信仰和价值的中心,它统治着社会,使它保持尊严和威望。美国著名学者余英时曾经分析说,毛泽东相信自己在思想上与马克思主义合而为一,是后者的最新化身,因此他自己即是上帝。在现实世界中,他则与人民群众合而为一。这两重的“合一”使他成了“信仰的卡理斯玛”。这种“信仰的卡理斯玛”最能感召虔诚的信徒,但是最终却最容易引起知识分子的怀疑。余教授认为,毛一贯反知识分子,其根源即在此。因为智性的怀疑足以动摇他的卡理斯玛的信仰基础。因此,像王申酉这样敢于怀疑毛的知识分子,是不会被毛政权所容纳的。他不得不死。
上海著名学者朱学勤说,王申酉被人们遗忘了二十多年,也是一位“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如今,收录了王申酉一些论文、交待材料和日记等文字的文集终于整理出版了。但是,这本文集依然只能在作为“海外”的香港出版,大部分中国大陆读者依然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位先知灼热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朱学勤感到非常遗憾和无奈。
原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鈡沛璋先生在他的2002年文章〈我的期待〉(香港《二十一世纪》扩增版第一期,2002年4月30日)中说,虽然二十年前,他已早就听说王申酉这个名字,但是在1999年春他第一次谈到这份被称为〈供词〉的自白时,还是感到强烈的震撼和沉痛。王申酉是一位多么优秀的青年!鈡沛璋先生感叹道:

展望未来,面对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新世纪的到来,中国要想“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毛泽东语),就需要千千万万像王申酉这样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不为个人,而“为穷人翻身”,甘愿为追求知识、追求真理而献身的人才。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知识分子要成为独立的力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申酉的热血〈供词〉,是为了唤起现代的青年。这也是我的期待。

但愿鈡沛璋先生的期待不至于付诸东流。
在上海法院卷宗中,还保存着王申酉考入大学时的准考证,上面有他一张小小的照片。这是一个五官端正的年轻人,清秀的充满稚气的眼睛天真地看着看他的人。而那张行刑的照片,据金凤看过后所写,只见王申酉血肉模糊,圆睁着一双愤怒的眼睛。他是在向天空、向大地、向生他养他的祖国和人间惨痛地不停地质问:

为甚么要杀我?为甚么?为甚么?为甚么?……

今天,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惨烈的天问还在神州大地回荡着。
1977年4月27日——让我们再一次记住王申酉被枪杀的日子吧,或者这有助于思考。这个日子居然是在据说文革所有罪恶几乎都可归罪的而且也是王申酉严辞批判视为死敌的“四人帮”倒台半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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